他的学术之路被称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美学发展的缩影”。眼前这位83岁的老人，保持着睿智的头脑、赤诚的心。爱国，是他一生内心最稳固的磐石，敬业守真是他一生孜孜治学的恒久动力。

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哲学家、美学家汝信。

爱国主义是磐石

1931年，汝信出生在上海。年幼求学之际，正是民族苦难深重之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野蛮、残暴，在汝信心中留下的屈辱和恐惧至今难忘。

1949年，汝信大学毕业后参军。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汝信和战友们一起，被紧急调往朝鲜战场。他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担任政治部干事，后又成为司令部英语翻译、秘书。虽不在最前线，却也备尝艰苦。

回忆当年赴朝作战，汝信陷入了沉思，语调沉重。他所在部队是华东部队，在没有寒带作战经验的情况下，穿着单衣，就往东北赶。作为年轻的新兵，这样一段经历，让他终生受益。朝鲜战争让他认识到什么是战争，他开始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怎么样活着才算有意义。

回首往事，汝信认为，人生的基本问题，就是哲学要解决的问题。人生本质上是核心价值在起导向作用，因而，人必须要有健康的、正确的导向。汝信说，“人这一生，最后不能因为碌碌无为而后悔，就是感觉到你活着做的事，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这样就可以了。”

敬业守真是动力

汝信的美学启蒙“老师”，是一本俄文版《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那是他从国内开拔赶赴朝鲜，途经沈阳国际书店时匆匆买来的自学俄文“教材”。

渡过鸭绿江，进入一个炮火连天、满目疮痍的世界。然而，战事间隙，工作之余，他埋头苦读，与“俄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

“美的东西总是与人生的幸福和欢乐相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使他思考：怎样的美才永恒？“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从斗争和牺牲中获得的。”充满豪情的字句鼓舞着汝信。他期待着为真理而斗争。

1955年，汝信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转业至中国社科院工作，并考取哲学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成为著名哲学家贺麟的弟子。气象恢宏的学术天地，在汝信面前铺开，尤其吸引他的，是黑格尔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是怎样批判和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发展出更科学的学说体系的？带着疑问，汝信大量阅读原著，逐一考察与马克思主义产生有关的学派。黑格尔悲剧论和范畴论、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学说……，日复一日的研究，终有一日造就了汝信的《西方美学史论丛》的撰写出版。

拓荒者自有独特品质。在其后的研究中，汝信不盲从、敢开拓的性格彰显无遗。

新中国成立后，尼采思想一度被曲解，成为研究的“禁区”。改革开放后，他较早发文打破坚冰。他的博士生周国平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在为周国平的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所写的序言中，汝信态度坚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绝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

1981年，汝信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开始研究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为什么研究尼采、克尔凯郭尔，还有叔本华这些有争议的学者？汝信常说，“研究他们，是为了还原西方哲学史的发展链条。”汝信所坚持的，正是当今最需要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学术勇气和研究理念。

正学风 求真理

汝信经常告诫年轻人，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如果要把科学研究作为人生的目的，就要甘心坐冷板凳。

“要努力成为真正的大学问家，急于求成是成不了大气候的。”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追求真理、尊重科学的精神非常重要。汝信先生给记者讲了个故事。他在意大利参观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学——帕多瓦大学，这所大学有3件最值得称道的“传家宝”：一件是伽利略的讲坛。伽利略长得矮，后排学生看不到他讲课的风采，所以一些学生用木板给他钉了一个简陋讲台，让他站得高一点。学生毕业时，要面对这个讲台做答辩，学习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的残酷迫害下坚持真理的精神。

第二件是一个古老的解剖实验室。中世纪时期，天主教教会占统治地位，严禁解剖人的尸体，违者严惩直至处以死刑。为了医学的发展，某些教授甘愿冒极大风险私下开设人体解剖课，尸体解剖只能在夜间进行，学生们围着解剖台，手持蜡烛照明观看，外面有人放哨，遇到情况即发出警报转移。如果没有先驱者们不顾个人安危献身科学的精神，也就没有以后近代西方医学科学的发展。

第三件是一个女大学生的塑像。当时，妇女不能上大学与男生接受同等教育，只能在家里接受教育。但有个女孩子坚持一定要到大学上学，她成功了，成为意大利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这3件“传家宝”，代表的是追求真理的传统、不屈不挠的科学精神、对知识和平等的追求。这也是汝信认为做学问最需要的东西：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讲假话，“现在我们老是讲学风问题，大学应该培养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只讲真话、不讲假话的学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讲到要敬业，要诚信，这的确非常重要！”

汝信认为，“中国梦”的实现有着现实基础，我们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仅可以走得通，而且可以走得好，可以真正站起来，非常了不起！他认为，现在还存在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分配问题。对此，他想做些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到底应该怎么讲？汝信认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公正的分析，一种是经济学角度研究，包括收入差距应该怎么逐步缩小、逐步解决，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另一种是从哲学角度来考虑，那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公平正义到底应该怎么看。

“这是一个新问题。在中国的环境下，社会公正到底怎么看、怎么做，在过去现成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答案，需要我们自己来探索和研究。”汝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