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书法的门槛不过是“三个一”——一杯水、一张报纸、一支毛笔，这些唾手可得的道具，可以打破书法的神秘感，轻而易举地经营出属于每个人的写字空间。

30多年前一个漆黑的夏夜，两个光腚孩子钻进安徽无为县一片遗弃多年的旧坟地，将一块断碑装上独轮车，吱吱嘎嘎推进小村最破烂的一个院落里。卸石碑的时候，年纪更小的那个光腚孩子“哎哟”一声惨叫，划破了寂静夜空。母亲跑出来一看，小儿子右手无名指被砸在碑下，满手鲜血淋漓。这个光腚孩子就是我，这个举动也给我留下了终身残疾。

我偷来这块不知何年代的石碑，只是想用指头蘸水在上面练字。

我把碑上的字练得滚瓜烂熟之后，又跑到村里一个当过私塾先生的老头那里，帮他劈柴担水。没别的要求，只求老人写字的时候能在一边研磨抻纸。这个村里最有文化的老先生一高兴，就把《全唐诗》、《三字经》等线装古书借给我看。我天天将古书掖在裤腰里，喂猪打柴间隙，不忘偷偷瞄一眼。老先生作古之后，村里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需要写对联，我就成了接班人。给村民写一些寿比南山的古诗词，偶尔还编造一些对联来写。

初中的时候，我听说县城有个书法界名宿杨尚模，毕业于国立安徽大学，是于右任的弟子。我就借了辆破自行车，驮着一蛇皮袋子自家地里的萝卜白菜，吱吱嘎嘎跑去拜师。老先生年事已高懒得理我，无论我怎么央求都没用。最后，老先生随口出了个上联考我：一撇如刀，劈开金山分白玉。

憋得我脸红脖子粗，都没憋出一句下联。羞臊之下我跨上自行车便回。一出县城，就听到小河里扑通一声，原来是自行车轮将路上的石子碾得蹦进河里。我灵机一动，调转车头又去敲杨尚模先生的家门，开门便拜道：三点似石，激起艺海卷狂涛。

老先生无奈，破例收下我这个衣衫褴褛的穷学生，不仅教授书法，还责令我每周自作一首古体诗带来，不带就得挨板子。

1989年冬天，我想尽一切办法成了安徽师范大学的自费生。借来的1000元，500元交了学费，再租了一个床位，剩下的买了纸笔，想买饭票已经没有钱了。

我就主动帮食堂洗菜刷碗，条件就是能给我一口饭吃，剩饭都成。

尽管我省吃俭用，但练习书画总要用宣纸。每天，我都是最后离开教室帮着倒垃圾的好学生。我是想把同学们练完字扔掉的废纸，捡回来在空隙处练字，或者学着公园里练字的老人，用水在水泥地上练字。

后来一个同学发现了这个秘密，送我一刀宣纸，说买错了纸没法用，硬塞给了我。有的老师把自己的借书证借给我，这样就可以天天泡在图书馆里了。

1990年秋天，母亲病危，家里债台高筑，我只得返乡打工救母。村里人给我指了一条道:“你去部队吧，政府还能发优抚金给你母亲治病。”

1990年10月我报名参军。因为小时候抬石碑被砸坏了右手无名指，我很担心体检不合格。体检时我从怀里掏出毛笔，用拇指、食指、中指捏起毛笔，蘸了水龙飞凤舞在桌子上写了一首诗，对医生说:“我这样不碍事吧?”接兵的军官一看那字，说:“小伙子，你来我们部队吧，我们需要你。”

我到了黑龙江佳木斯某部高炮旅，因为书画特长当了图书管理员。见我的津贴不够买宣纸毛笔，宣传科长王法祥说:“你以后买纸砚笔墨就开个发票给我。” 这一买就是好几年。

后来，我因为书法成绩成了“全国军地两用人才先进个人”，得到了很多荣誉。等王法祥转业时，我帮他收拾行李，拉开他办公桌的抽屉，顿时泪流满面:签着“报销人倪进祥”名字的买纸笔的发票，都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原来，这几年花费的几千元，全是王法祥自己掏腰包给“报销”的。

几十年来，我不断尝试将40%的章草与40%今草技法，加上自己20%的创意，将章草的高古浑穆融入今草的飘逸灵动，创作出自然、简约、空灵的有自己风格的新草书。

生活上无论多苦，只要沉浸在书法世界里我就是快乐的。近几年来，我也不忘将自己多年总结的“快乐书法”理念推销给别人。

今天的书法之于大众来说，似乎有些遥远。然而，在我看来，进入书法的门槛不过是“三个一”——一杯水、一张报纸、一支毛笔，这些唾手可得的道具，可以打破书法的神秘感，轻而易举地经营出属于每个人的写字空间。

“快乐书法”还源自单纯的动机，把手中的笔当剑、当扇，按着内心的节拍舞动起来，抒抒胸中块垒，留下生活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