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松柏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谈到核潜艇，88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重工719所名誉所长黄旭华依旧慷慨激昂。在被问及他的梦想时，这位新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总设计师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还是核潜艇，我现在的梦想是希望我国的核潜艇技术水平更上一层楼。”

字字铿锵的话语，如高扬的鼓槌重重地击打在国人的心坎上，发出的回响穿越了50多年的时光，把人们带回了那个虽然一穷二白却激情燃烧的岁月，带到了我国核动力潜艇犁浪遨游的辽阔海洋。

结缘核潜艇

1958年8月，对黄旭华来说，是一个值得特别纪念的日子，32岁的他被调往造船技术研究室从事核动力潜艇的设计研究工作。也是从那时起，黄旭华的人生就牢牢地和核潜艇拴在了一起。

对黄旭华而言，与核潜艇结缘看似一种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

1926年，他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偏远小镇，父母是乡村医生，也因此寄希望于他们的儿子将来去学医。但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中学时代的黄旭华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目睹了祖国山河被狂轰滥炸的惨相，报国的理想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学医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却拯救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只有强大的国防才能保障国泰民安。”回忆起当初为什么要改变初衷，黄旭华说。

为了这个目标，他填报了两个志愿，一个是当时中央大学的航空系，一个是上海交大的造船系，结果两所学校他都考上了。生活在海边的他，对海和船舶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最终他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专业。从此，黄旭华与船舶、舰艇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9年，黄旭华从上海交大船舶制造系毕业，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事业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他一心扑在舰船研制工作中，从民用船舶到军用舰艇，再从军用舰艇到常规潜艇……黄旭华全身心地投入到常规潜艇的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中，如饥似渴地学习相关技术。

1958年，国家批准核潜艇工程立项，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且毕业于船舶制造专业的黄旭华被选中。毛泽东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时时拨动着他的心弦，他为一展身手而跃跃欲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黄旭华和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大连、哈尔滨等地的技术人员毅然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汇集到那个承载着国人重托的荒山半岛，开始了中国核潜艇研制这项神秘而伟大的事业。

荒岛三十年

来到荒岛，当地的环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首打油诗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那里的风确实很大，而且“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从小生活在南方的黄旭华，至今仍对此记忆犹新。

“环境恶劣，物资匮乏，科研手段和科学设施也是一片空白。当时我国的科研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并不足以支撑核潜艇的研制。”张德峰研究员说，“核潜艇完全是国人自己造出来的，当时什么资料都没有，专用钢材加工设备也没有，尤其是当时我国的核工业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导致核潜艇工程项目不得不一度搁置。”

研制开始时，黄旭华和其他同事一样，连核潜艇啥样都不知道，他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潜艇的形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艇型是“水滴型”。为此，美国谨慎地走了3步，前苏联走了5步。中国怎么办？照美式苏式，稳妥，但时间拖不起；一步到位，时间短，但风险太大。

“既然国外已经成功地将水滴型潜艇和核动力结合，事实证明水滴型核潜艇这条路是切实可行的。”年轻的总设计师黄旭华据此大胆推断，我国研制核潜艇应该“三步并作一步走”。没有彷徨，没有犹豫，黄旭华带领设计人员只争朝夕，仅用了3个月就提出了5个艇型方案，紧接着又和船体组同仁一头扎进拖曳水池实验室，一待就是小半年。

通过大量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取得了数万个数据，掌握了水滴型基本规律后，黄旭华毅然敲定了核潜艇采用水滴型艇型。

“几万个数据的取得，都是通过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来的。”当时一起参与研究的陈源研究员说。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个北京产的“前进”牌算盘，历经半个多世纪，这个算盘依然完好无损，光泽油润。习惯了使用计算机、各种软件的刘春林见到老一辈科学家以前使用过的工具，感慨万千，“这么简陋的条件，这么短的时间，就研制出我国的核潜艇，简直不可思议。”

“国防尖端技术研制只能自力更生。”黄旭华说。“我们条件差，会慢一些，但虽然驴比马慢，但在一时无马的情况下可以先骑驴上路，因陋就简地开展工作。”正是在“骑驴找马”策略的驱动下，凭借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从1965年开始的不到5年时间里，科研人员先后攻克了新式潜艇的7大关键技术难题，其中一些成果已经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的“蓝色巨鲸”下水！当那个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稳稳地浮上水面时，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的黄旭华难掩内心的欣喜和激动，从来流血流汗不流泪的他，一任幸福的泪水长流。

我只是其中一员

1988年初，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迎来了一个关键日子：按设计极限在南海深潜试验。这是一次重要试验，也是一次最危险的试验。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长尾鲨号”进行核潜艇深潜试验时发生事故，艇毁人亡。由里到外全部由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艇，能闯过中国核潜艇研制史上的首次深潜试验大关吗？

越是危险的试验，越需要沉着冷静。黄旭华和同事们一次又一次检查每一台设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每一根管道，确认万无一失。同时，为了打消部分人的顾虑，黄旭华决定与参试人员一起下潜。

黄旭华的这个决定让所有参试人员惊呆了，要知道，此时的他已经62岁。而黄旭华淡然地回答，“没问题，从设计到制造，我对潜艇有充分的信心。”

100米、200米、250米、260米……，170多名参试人员精神抖擞，全神贯注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艇上设备运转的声音应和着艇长下达命令、艇员操作汇报及科技人员测试报告的清脆嗓音，宛如一曲大气恢弘的交响乐。极限深潜试验成功了，黄旭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他豪情万丈、诗兴勃发，在当日的核潜艇《快报》上即兴挥毫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名科学家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黄旭华对核潜艇的“痴”和“乐”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妻子李世英说，“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他的潜艇上，去街上理发都觉得太耗时间，所以，我买了一套工具，几十年下来，都是我给他理发。”

对于妻子、家人的支持，黄旭华只能抱以无言的感激。深潜试验成功时，李世英放声哭了，每念及此，黄旭华都会颇为动情地说，“我知道她的压力比我还大，深潜成功后，她的压力一下释放出来了。”从1957年到1986年，黄旭华没有回过广东老家。当30年后他第一次回到故乡，母亲得知他从事的工作后，特地把兄弟姐妹叫到一块说，“三哥（黄旭华是家里的老三）的事情，大家要谅解。”直至今天，回忆起母亲的这句话，黄旭华仍会泪眼模糊。

对于这些，黄旭华和妻子不愿更多地提及。“中国的核潜艇是一大批科研人员集体创造出来的，是一代造船人共同拼搏奋斗的结果，我只是其中一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黄旭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