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在甘孜州丹巴县城一套50多平方米的住宅里，毕世祥年近80岁的母亲接待了我们。这一天老人家身体不适，本要去住院，但听说有记者来，她坚持等见到记者一行才肯去医院。

3个多月前，在这个10平方米的小客厅里，她听说惟一的儿子毕世祥走了。人们为老人家的身体捏着一把汗。出人意料的是，她说了3句话。第一句是：“驾驶员是好人，组织上要关心他”；第二句是：“世祥坐的汽车报废了，国家财产可惜了”；第三句是：“大家今后出门，不要太早，一定要注意安全”。

在如此悲痛欲绝的时刻，老人家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是组织。在场的人流下了眼泪：有其母必有其子。

在他心中的天平上，群众的分量总是最重的

因为工作毕世祥每年都要去丹巴县几趟，常常是会议开完了，工作忙完了，晚上八九点钟才去母亲的家里。“祥娃儿，还是要家里住啊，你的床和被子都在那儿。”毕世祥老母亲的这句话，同事张建国听了很心酸，“毕世祥和群众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要长。”

毕世祥身边的人说，他从未休过一次假，似乎永远都没有歇口气的时候，哪怕是在春节。

2010年2月10日，雅江县接连发生森林火灾，时任甘孜州副州长、州森林防火指挥部指挥长的毕世祥连夜赶到火灾现场。同行的张建国在笔记中这样写道：2月12日，农历除夕，毕世祥参与了3个现场会；2月13日，农历春节，毕世祥还在火灾现场。“‘毕州’看起来好疲惫，他要求继续保持战斗精神。”那次毕世祥刚做过胆结石手术，因为伤口没好利索，后来疼痛一直伴随着他。

任务面前，毕世祥没说过二话。然而，岳母去世、父亲病危，他没在身边；妻子手术，他没能陪护。妻子许惠明说，他是家里的“指挥家”，打电话指挥。“我们总是聚少离多。”许惠明这样说。

2012年7月，甘孜州筹办“藏语语音手机报”。毕世祥带队到邻近的阿坝州学习经验，返途经过丹巴县。当汽车路过毕世祥家门前时，妹妹正搀扶着老母亲在门口等着，毕世祥下车和亲人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又回到车上继续赶路。随行的工作人员陈段恋劝他，“都好久没有回家了，要不我们就在丹巴住一晚吧。”毕世祥却摇摇头说，“要回去，明天上午还要研究‘送文艺下乡’和‘爱国守法感恩’群众宣传教育工作。”

毕世祥把对家人的爱深埋心底，在他心中的天平上，群众的分量总是最重的。

“权力姓公不姓毕，不是拿来谋私利的”

毕世祥担任副州长时，分管“三农”工作。有人私下里跟他说，可以给丹巴县一些农业项目，为家乡谋点利。他回答，“不行，我不来这个。”他说，丹巴县的条件在全州还算不错的，还有比丹巴更需要帮助的地方。

毕达是毕世祥的儿子，“因为工作原因，从小到大他都很少陪我。”毕达记得，爸爸只在读高中时接过自己两次，都坐公交车，这让他很“不满”：“我要坐轿车。”毕世祥说：“我没有车，我的车是工作用的，你长大了给爸爸买个车。”毕达上大四时，同学们都忙着让家里帮助找工作。毕达正准备公务员考试，压力很大，提出让爸爸帮忙。毕世祥没有答应儿子，“自己的路自己走，靠自己才算是真本事。”“我是有点权，但我的权力姓公不姓毕，不是拿来谋私利的。”

2011年，毕达以笔试、面试均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四川省林业厅成为一名森林警察，毕世祥给儿子买了一件520元的羽绒服做礼物。“这是他给我最大的一次奖励。”毕达说，“能得到父亲的认可比什么都重要。”

他对儿子“抠”，对群众大方。下乡的时候，掏出三五百元塞给牧民是常事。毕世祥去世后，毕达在父亲的衣服口袋里找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元旦要去看望女儿。毕达是独生子，哪来的女儿？后来才知道，爸爸在孤儿院认养了一个小女孩。

毕世祥生性耿直，对违反政策的事，不管是谁都一口否决。妻子许惠明有时看不过就劝他，“说话委婉一点，把人都得罪了，退休后陪你喝茶的人都没有。”让许惠明没有想到的是，毕世祥走后，甘孜人民对他的怀念如雪域高原上连绵的群山，奔涌的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