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河流结缘已经二十余年了，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的教育，但是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琢磨我们与河流的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从源头上保护我们的河流。

小时候我们就生长在河边，家里用水都从河里挑。后来自来水进了千家万户。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离河越来越远，终于荒唐到认为水来自自来水厂，而非来自河流，忘记了自己与河流的关系。为了找回这一历史遗存，我们一直在努力着、坚持着。

我1974年高中毕业后当了知青，后来进过工厂，当过通讯员。1986年，我进了广播电视台，从记者做到了编辑部主任。然而1994年以前，我从没想过自己的事业会与河流联结在一起。与许多人一样，那时我意识到的历史遗存往往是那些更容易看见的建筑，而对更大的遗存，例如河流——孕育城市的母亲河，却没有清楚的意识。

1994年我从成都广播电视台被推荐借调到当时的“1号工程”，成都市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指挥部负责对外联络和新闻发言人，我们不止一次地告诉老百姓“工程竣工之时，就是府南河水清之日”。然而当工程临近完工，府南河也因此而“锦江春回”时，府南河里却没有水。那时我们就意识到：如果府南河只有来自上游和周边支流的一河污水，修得再好也只是豪华的臭水沟，我们给老百姓的承诺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看着干枯且污水横流的府南河，我们起草了另一份建议，希望能在一次性地整治完成之后再用5年时间对府南河的上下游实行延伸整治。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治理目标越来越大，从府南河扩展到沙河，又扩展到40余条城市中心的中小河流，如今更扩展到413条。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成都的水当初是劣五类，现在仍是劣五类，一年里有近半年的枯水期。

我本是一个对河流没有太多情结的人，但府南河工程唤起了我对成都的记忆，对河流的记忆。2003年，我和志同道合的一帮同事专家朋友一起，组建了公益组织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希望能坚守让河流水清的承诺。

记得在2003年左右，成都市有关部门曾对府南河的水质污染来源有一个分析：结论是有60%来自上游的农村的面源污染。

在我下乡时，农药化肥很稀缺，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却很紧密，城市从乡村获取蔬果粮食，乡村从城市获取肥料施回土地，形成微妙的循环和平衡。现代化打破了这一平衡，如今城市里的粪肥被送到了污水处理厂，提供给乡村的是各种农药和化肥。大量的田地不再依靠农家肥，农民任由牲畜粪便、秸秆烂菜经河水冲走，多余农药化肥也经由土地渗进河里。

河流是流域，她永远无法拒绝来自上游的污染，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重要。8年前我们来到了成都西边郫县的安德镇安龙村，希望恢复传统农业。我们免费为村民修建了沼气池，沼气池能够提供10个月的能源，沼液回田能变成高效的肥料。对付那些沼气无法处理的菜秆废渣，我们则请专家为他们传授堆肥的技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擅长的原本就是循环低碳农业。现在村里干干净净的，剩不下什么垃圾，而村民也不再需要买蜂窝煤、煤气罐，省水省电加上不买农药化肥，一年下来能省下1000多元钱。

把环境的责任都压到农民身上是不公平的。我们每个人都想喝到干净的水，都想吃到安全的蔬菜水果，那我们就要让农民看到希望。我们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也在城市组织搭建绿色消费者联盟，让农民每周两次或三次把他们的蔬菜直接送到消费者那里。我们也曾把消费请到安龙村，曾有一位消费者去到村里对农民说：“我们是来感谢你们，是你们的辛苦换来我们食品的安全。”每当想起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温暖。

现在我们不仅鼓励农民放弃农药化肥，只用农家肥耕作，也鼓励村民减少农膜的使用。因为做生态农业就应该像治理河流一样，要想到上下游是否会因为自己伤害到其他人。

与河流结缘已经二十余年了，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琢磨我们与河流的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从源头上保护我们的河流。

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安龙村已经成为国家级生态村，获得了国内外多方的认可，但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生产“有机产品”，而是通过生态农业建设生态乡村，通过生态乡村实现河流保护。我希望能够用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唤醒人们的意识，让隐藏在城市中的许许多多的小河能够复苏，能够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支撑起城市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