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必须先从监管开刀。只有当每一位银行员工的努力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为某一个节点上凑数字而疲于应付，金融改革才真正落到了点上

元旦刚过，各类年终考核告一段落，银行一线工作人员如释重负。这样的周期性困惑，已在银行业持续多年。一线员工的困惑源自各家机构业绩考核体系所形成的传导效应，而对于机构而言，构建这样考核体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各项指标满足监管要求。

各条监管红线设定的初衷是为了秉承审慎原则，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防控潜在的金融风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些监管指标的设定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一些监管指标的存在与经济发展对金融机构的要求出现了局部的交错性矛盾。存贷比考核就是其中一个有争议的监管指标。依照指标设计的原理，银行只能通过增加存款或压缩贷款以保证自身的存贷比不触碰75%的红线。然而，按照当前我国银行的盈利模式，压缩贷款几乎等同于自断财路。

更重要的是，基于对经济走势的判断，中央频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为了调和这样的矛盾，商业银行一方面将吸收存款的任务逐级派发；另一方面则展开各类“金融创新”，给投放的信贷资金加以包装，将其移出表外。近年来，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名目繁多的理财产品等多数所谓的金融创新，均是基于这样的内在逻辑。

从最终结果看，这些金融创新确实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多的融资可能性。但由于这种创新的起因是为了满足监管，原本简单的信贷投放被套上了复杂的交易设计，叠加的交易环节势必使融资成本上升。

如果说存贷比指标给银行在盈利能力和信贷投放量上造成的矛盾，尚可通过发展中间业务来解决，那么，在约束放贷的同时，要提高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满足率、降低融资成本，似乎成为银行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任务。

在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下，金融机构的改革只能在监管的框架下执行。如果监管的政策不合时宜，一些金融机构所谓的创新就只是为了规避监管要求。这样的改革是对资源的消耗，最终增加的成本则往往由实体经济买单。

金融改革必须先从监管开刀，让监管的要求、手段和方法更与时俱进，为机构的创新营造更好的监管环境和制度框架。只有当每一位银行员工的努力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为某一个节点上凑数字而疲于应付，金融改革才真正落到了点上。

（《农村金融时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