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及1993年以来的深化改革，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过去35年来，中国引进了许多专门技术，通过将未充分就业的农业劳动力向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转移，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极大地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逐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增长更多地依赖内需和投资。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金和妇女权益等许多社会领域，中国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然而，对任何经济体而言，工业化带来的高速增长不可能持续下去。最终，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人口会出现匮乏，技术赶超优势也会逐渐丧失。因此，需要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使经济增长点更多元化，这样，生产力水平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才可以持续。如果不能调整经济结构，增长就会面临停滞的风险，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挑战尤其能够反映当今的中国。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正在探讨实施更长远的改革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到2020年把国家建设成小康社会。在这一背景下，我特别欣赏中国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不仅全面，而且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见解。我尤其赞同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看似简单，但如果认真解读其外延和内涵，就会意识到，这些改革措施若能成功实施，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势必会迈进一个新的时代。

民营经济一直是创新和变革的推动力，我非常赞成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市场份额较小，所能得到的金融机构贷款有限。中国的新愿景将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发挥其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潜力，加速中国向更高收入国家转型。

民营经济的发展依靠健全的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随着经济的不断成熟，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部门应取代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强健的金融企业会主动发现增长领域，投入所需资金，并监控资金使用的效率。虽然中国在金融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仍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尤其在放开对存款利率的管制，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这些也正是中国政府目前重点关注的领域。

转变政府职能和法治建设是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在这方面，我赞成中国政府实现财政和税收体制的现代化，编制跨年度预算框架，确保税收的公正、高效和透明，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划分。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引入房产税、资源税和环境税等来建立合理的收入结构，而不依靠出售土地，这对地方政府尤其重要。我十分欣赏中国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取得的成果。

27年来，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一直在支持中国的发展，为电力、交通、城市发展、教育及其他领域的项目提供的贷款总额达280亿美元。在环境、经济规划和财政政策等知识领域，亚行也提供了赠款支持。我们将通过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各主要政府部门的知识合作，竭尽所能地帮助中国实施所确定的改革方案。同时，我们也期待与亚行的其他发展中成员体分享中国的改革经验，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发展这一共同目标，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