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动力明显不足，强化和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激发和释放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才能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当前，驱动我国工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持续多年的工业高增长和高比重即将终结。我国已经进入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逐步接近迈向高等收入国家的重要门槛。未来工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激发和释放企业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是关键。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高增长和高比重成为推动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工业增速和比重呈现明显的回落趋势。短期看，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性调整对工业增长产生很大冲击。长期看，工业增速和比重的阶段性下降趋势逐步形成。在转轨的体制机制作用下，受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扭曲对工业形成一定隐性补贴，对工业快速发展构成很大支撑；同时，在低要素成本及其他因素作用下，我国高投资率和高出口依存度的需求结构对工业高增长和高比重形成很大拉动作用。由此导致我国工业比重始终显著高于国际一般规律。目前，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0个百分点，比中高等收入国家高10个百分点。在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工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趋于弱化，高投资和高出口依赖型工业增长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工业高增速和高比重的持续性正在受到很大挑战。

实践证明，经济高增长往往与工业高比重相伴而生，工业比重见顶将可能意味着经济高增长时代终结，而工业比重过快下滑将会导致经济增速的快速下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完成这一目标，未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速仍需保持在7%以上的较高水平，因此需要避免工业增速和比重的过快下降。由于传统工业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进一步释放工业发展新活力，打造中国工业经济“升级版”成为必然选择。

二

国际经验表明，在重化工业深化发展阶段，向高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化升级是工业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同时，工业结构升级表现出较明显的非连续性变化，相比之前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换，工业结构向高技术密集度升级的难度明显增大。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阶段转换所需的驱动要素变化较之前产生更为显著。在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换阶段，生产规模扩大能够带来劳动力技能经验和资本的不断积累，从而为进入复杂生产能力国际配置阶段创造条件；而生产规模扩张却不必然带来研发创新和品牌优势的提升，后者培育需要更多其他条件协同支撑和更长的时间，因此也就具有更大的难度。二是由于现有产业国际分工体系对后起追赶型国家技术进步产生明显压制。目前，跨国公司在产业高端关键环节形成不同程度垄断，而众多其他关联企业则在中低端环节进行分散竞争，由于议价能力较弱而导致分工利益被人为压低，削弱了技术创新动力，使分工锁定难以突破。

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继续提高，要素成本上升将不断削弱发展一般加工制造环节的传统优势，工业结构进入向技术密集化升级的关键时期，跨越“技术进步瓶颈”成为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任务。

三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工业间接利用国外技术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GDP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11年比1993年的最高点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且，由于技术研发等核心能力始终由跨国公司主导，我国多数内资企业在获得一般技术的同时，关键技术却仍然受制于人。随着工业发展水平的继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正在减弱。数据显示，随着我国技术优势提高，进一步直接引进技术的成本和难度有所加大。当前，工业企业的外部直接技术来源呈现由国际主导向多元化转换趋势，技术进步方式由跟随引进向自主创新转换将加大技术进步的难度和风险。

当前我国工业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动力却明显不足，近年来工业企业研发强度增长明显慢于全社会增长。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强度相当于美国和日本2008年水平的比重已分别达到71.1%和57.5%，但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仍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25.4%和24.8%。企业研发强度增长严重滞后，一方面，反映了全社会研发资源被较多地分配到非产业领域，对企业获取研发资源形成一定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反映产学研存在明显脱节，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间存在突出矛盾，技术创新资源潜力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实际创新能力。另外，尽管我国高技术产值和出口快速增长，但技术水平存在显著高估，出口产品中的劳动力要素仍然以非熟练工人为主。根据测算，我国制造业出口中所包含的非熟练工人是熟练工人的40倍以上。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体，多数国内企业在产业纵向分工中主要承担较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因此，强化和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激发和释放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才能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