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师常常被称作“保证病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原副主任陈绍洋教授，医术高超，创造了7万余例复杂手术麻醉全部成功的记录，被患者视为朋友和亲人。无论自己有多忙，只要患者需要他，他都会及时赶到，守护患者的安全。可他自己却积劳成疾，2013年8月4日，50岁的陈绍洋溘然长逝。

亲人般的麻醉师

“他一辈子都在小跑，总是穿着拖鞋，裹着大衣，到处跑。”麻醉科主任董海龙说。陈绍洋参加的手术量极大，为了减少患者等待的时间，他总是用最快的速度在手术室之间穿梭。

陈绍洋“跑”出了自己的记录：完成的7万余例复杂手术麻醉，无一例麻醉意外、无一例医疗纠纷。从医30年，他先后承担世界第二例、全国首例换脸术，世界首例异位辅助性活体肝移植，全国首例心肝肾同期联合移植等30多项重大手术麻醉任务；荣获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7个重大奖项，探索总结的23项新技术新业务运用于临床。精湛的技术赢得了患者的信任。请他做麻醉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

“不管是谁，他都一视同仁。几十年，他都是这样。”西京医院政委董新平说，陈绍洋对病人的好，在病人、同事和同行中有口皆碑。护士有时盖被子露出了患者的肩膀，陈绍洋总会把被角掖好；患者在手术床上紧张，他总会过去拍拍他们说，放心吧，我们准备好了！每次出差前，陈绍洋都会将照看病人、术后查房的重任仔细交给同事；出差期间，他也要用电话询问患者病情。出差回来，他的第一站往往不是家里，而是办公室和病房。

看到和蔼可亲的陈绍洋时时处处为自己着想，患者们对他信任有加，即使走出了医院，有点啥事儿首先想到的是这位亲人般的麻醉师。2006年的一天，田大妈突然发现老伴郝大爷小便失禁，她拨通了陈绍洋的手机。根据田大妈的介绍，陈绍洋马上判断郝大爷是肝昏迷，必须马上送医院。等送到了医院，刚刚结束手术的陈绍洋也赶来了，他一边帮助办手续，一边参与抢救。

这些年，陈绍洋的手机成了“健康热线”。大到危重抢救，小到提醒饮食注意事项，不管白天深夜，只要患者需要，陈绍洋都会全力以赴出手相助。

精益求精攀高峰

从医30年，陈绍洋的医术日益精湛，但他却并不满足。为了让病人们安然度过各种手术风险，减少并发症，获得更理想的术后恢复，他不断学习、研究，追求新技术、新方法。

陈绍洋的妻子罗兰说，除了工作，他所有的时间都在看书，下了班回家稍一休息，马上就返回办公室学习，直到深夜。30年了，天天如此，顾不了家，也顾不了自己。有一次罗兰硬拉他去看了场电影，看完了他却说，电影不错，但花3小时看电影太奢侈了。要知道3小时我能干多少事情，学习多少知识。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和学习、神经高度紧张，陈绍洋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皮炎和神经性耳聋。一次耳聋治疗期间，他得知院内有位煤气中毒重症患者急需抢救，便毫不犹豫冲向事发现场，对患者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为挽救生命和后续救治争取了时间，病人成功获救，但他的耳聋却更重了。

2012年3月29日，在手术台上连续奋战8小时的陈绍洋突感肝区持续剧痛。但他依然咬紧牙关，硬是用拳头顶着腹部完成了麻醉。结果手术刚结束，他就倒在了地上。第二天，经过超声检查，医生发现他的肝脏上长有4个鸡蛋大小的瘤子，已经顶破肝膜，确诊为肝癌晚期。而就在一周前，他还为3名重症患者进行了手术麻醉，并3次飞往北京、昆明等地参加学术交流。

“发现得太晚了。”罗兰说：“他像个陀螺一样整日为别人不停地转。常常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哪有时间查体呢？”

4月1日，医院紧急为陈绍洋实施肝脏移植手术。术后一个月，陈绍洋就开始在病房里指导学生，记录自己的病变和治疗过程，每天学习工作都接近10个小时。罗兰含着泪劝他，“拼了大半辈子的命，都到这会儿了，还不知道爱惜身体啊？”陈绍洋拉着她的手说：我做过无数次肝移植麻醉，但只有自己经历了，才真正体会到病人的痛苦。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和亲身感受留下来。

患病一年多的时间，陈绍洋审阅稿件30余篇，批改研究生论文十几万字，查阅整理资料上百万字，编写教材20余万字，指导了8项科研课题。弥留之际，他写下遗嘱：我愿捐献双侧肾脏，也算为我的医学事业做最后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