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位于天津市开发区的永正裁缝店第2车间内，工人正在熨烫布料。

2.裁缝店第3车间内，工人正在手工缝纫西服。

3.裁缝店第1车间内，工人用缝纫机对西服勾边。

他指着新厂房问女儿，咱们这个新家好吗？

“爸，这里不好。”

“为什么，女儿？”

“这儿太大了，走一圈要很长时间。”

“那你最喜欢哪儿？”

“我们过去的家，那时候爸爸能天天回家。”

王永正已快记不清从创业到现在搬过多少次家。差不多两年一次的搬家中，永正裁缝店长大了。

001号离职证

1983年，年仅21岁的王永正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天津市铁路局调度室的“铁饭碗”，下海经营自己的裁缝店。

辞职，这一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事，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父亲王焕长的反对意见很明确：“铁路职工子承父业是多年的家训，放弃待遇优厚的‘铁饭碗’，把裁缝活爱好当营生，坚决不干！”

处了2年的女朋友和家长也不同意：当初女方同意谈对象，重要原因就是未来姑爷有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如果辞职，婚肯定结不成！

那时，人们对“下海”仍抱有很深的偏见，有门路的人首选是国企，而搞个体户经商的名声并不好，来自方方面面的歧视和压力让王永正陷入沉默。

长考之后他选择维持初衷。

婚约的解除带来阵痛，当初订婚男方家长给对方的500元彩礼被规矩地退回。钱是退回来了，可装在王永正裤袋里，就像火炭一样烫手。

王焕长说：“这钱你收着，我只当给你娶过媳妇了，以后也别再烦我！”

那个年代，企事业单位人员相对固定，进出一个人绝非易事。为了成为天津铁路局7万员工首个辞职的，老王没少找领导磨嘴皮子。最后得到一个说法：“自动离职，什么待遇也没有。”这已是当时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那天，一身疲惫的王焕长揣着“001号”离职证一进家门，将消息告诉儿子时，王永正竟然像飞出牢笼的小鸟，兴奋地跳起来。

创业并非一帆风顺。王永正遇到的首个难题是没有用来开裁缝店的房子。在塘沽郊区相中的一栋旧房子急需重新装修，1200元的房租是王永正东拼西凑借来的。

1983年7月，拥有2名员工和2台设备的永正裁缝店顺利开业，当天王永正甚至没钱放鞭炮、请宾客。

如今，置身开发区8万平方米的崭新大厦中，每当有人问到当年魄力从何而来时，王永正总会回答：“选择开裁缝店的初衷并非简单为了挣钱，真实想法就是放不下裁缝这个爱好，天津话说，这活儿还真不赖。”

卖白条

置身天津繁华的金街和北京王府井，永正裁缝店同那些品牌成衣店相比总是很特别，看过英国的贺兰榭瑞、法国的多米欧、意大利的罗茹皮亚娜等国外定制服装店的人会觉得，他们的技术有某种共性。

“1件西服2个扣眼，机器锁得不值钱，为啥？因为它们一样。手工做的不完美，可正由于有缺陷、独一无二，它才贵。”王永正喜欢用艺术品来形容自己的服装定制理念。

可在上世纪80、90年代还不甚开放的中国，这样的艺术品能卖出去吗？

商神墨丘利的神杖，最先触动了王永正敏感的市场神经，他认为制衣和餐饮是传统行业，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把西装作为突破口能赢得市场。

上世纪80年代末，天津的开放速度从率先开设洋货市场可见一斑。在那个缝纫机为王的时代，购买品牌成衣比手工做服装贵得多。选择开裁缝店的王永正走上了一条小道。

西服在当时很时髦，但是确切概念是啥，顾客不懂，王永正也不甚明白。当时老百姓的理解是“夹克和制服一翻领子就是西服”。 西服得“挺括”，就是往桌子上一立半天不塌架。王永正就在“不塌架”上动起了脑筋。他用小胶水粘上硬帆布缝在样品的胸口内衬里，一次次的试验终于让西服“立”了起来。老百姓说，看人家永正，西服做得像板儿一样，立那半天不倒，那才叫活儿。

一传十、十传百，到了1988年4月，由于太多的顾客慕名而来，王永正个体门面销售收入已涨了数十倍。

小屋实在不堪重负，他只好转租塘沽戏院旁边北方宾馆的一间售货亭，后又在不远处的武装部食堂隔了一半做车间。生意好了，员工和机器也多了，可谓小有规模。

扩张速度是惊人的，1986年永正制衣厂被永正制衣有限公司取代，没多久，新公司又在杭州道玻璃厂2次迁移后，租下了位于老弯道向阳楼附近的一块地方。比起文化街和区武装部的食堂，这里宽敞多了，足有400多平方米，能放下20多台缝纫器械。再搂草打兔子，捎带着还留下了20多名训练有素的老技工。兵强马壮的王永正开始盘算进军当时全市档次最高的国际商场。

很快，公司在国际商场二楼占据了100多平方米的专卖店，打出“永正”品牌。他们制作的西服销售异常火爆，甚至到了“卖白条”的程度。

手拿“白条”的顾客不好推辞，可手工剪裁的速度实在跟不上需求，长期下去，公司的信誉和销售收入势必受影响。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关闭商场的专卖店，继续走裁缝店的“羊肠小路”，留住老顾客们的心；要么向机械化、大众化的成衣企业转型，提高制衣数量，拥抱镁光灯，走向大商场。

怎么办？机械化的“阳关大道”看似便捷，实则背离了王永正的创业初衷，他决定带着职工们继续走回定制服装之路。

王永正的判断和市场细分化发展趋势基本一致。1991年开始，全国服装业洗牌速度加快，在轻纺中心天津和上海，随着棉、毛纺厂转轨，不少成衣品牌渐渐消失，但永正通过量身定制模式，顽强地适应了市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年产2万多套服装。

可需求依然惊人。新建厂房，扩大规模，成了他的当务之急。王永正开着小货车四处奔走看场地。终于，一家闲置已久的建材厂进入视线，租金一年6万元，租期5年。在“永正”发展史上，建材厂的5年是他发展最稳定的5年。

然而扩张之路布满荆棘。有了厂房，设备、人员哪里找？一个朋友告诉他，四川一家服装厂倒闭，不少日本兄弟牌电动机子急于出手。王永正一听就乐了，经过一番周折，与服装厂的设备交易完成。

再找熟练缝纫机工人可犯了难。四川招的服装学校学生是一群毛孩子，根本不顶用。而培养一个高级裁缝至少要8至10年，即便是普通裁缝也要3年。在困境面前，王永正没有乱方寸，他首先想到的是过去集体、国有企业下岗的老职工。

现任总部技术高管之一杨俊源就是被王永正请回来的“凤凰”之一。她从上世纪80年代加入服装企业，一干就是10余年，期间还被公派去大连服装学院学习深造，就是这样一位有实际经验又具备理论基础的人才，却由于所在单位的凋敝远走他乡。

“当时王总为了请出我们这些老裁缝，没少往我在葛沽镇新城的老家跑。”杨俊源的言语中透着感激，“我们手艺人，这辈子也赚不上什么大钱，老了退休闲在家里，这颗心还是放不下剪刀、顶针、缝纫机。”

通过一次次走访，王永正请得杨俊源这样的一批资深国企职工“出山”。在随后的几年里，公司相继投入2000万美元引进设备、建成现代化西服基地，并派出一批批员工到海外一流裁缝店学习、培训，还聘请了日本、意大利、英国等国的专业技师来厂指导，仅培训费就达300多万美元。永正裁缝店的人才库再次充实起来。

4点多的太阳

天津服装30厂曾位于塘沽区三槐路上，是一家以外贸出口为主的国企。在经历了20多年的辉煌后，1995年时30厂已奄奄一息，厂里500多人，退休职工占三分之二，极大地拖累后续发展。作为局外人的王永正洞若观火，他感到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与计划体制的僵硬管理对比中显露无遗，脑海中浮现出民企兼并国企的种种画面。

上世纪80、90年代，城市商业银行系统还没有健全，各地只有部分城市信用社，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从当时仅有的几家“银行”贷款很难。“融资成本比较高，现在能贷出100元的质押物，那时能贷50元至60元就不错了。”王永正想着“蛇吞象”的好戏，却苦于融资压力迟迟无法出手。抉择时刻他的一个老客户伸出援手，把自己进口配件的资金硬是划给了裁缝店。

1995年，王永正主动与有关部门就兼并细节谈判，敲定800万元的价格收购天津服装30厂全部资产并接管企业全部员工。在随后召开的新服装厂第一次全体大会上，他“约法三章”：一是全厂即日开工；二是原来企业欠发的工资，如数补齐；三是尽力挽留在职员工。在天津市民企兼并国企的历史上，这样的情景并不多见。

理想的殿堂总要靠物质去构建。在成功兼并30厂后的几年中，王永正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为企业建起一套现代化设备体系和工艺保证体系。

“我是在天津理工学院化学系毕业工作后被王总‘挖’来的，在提升裁缝技艺和聘请人才方面，他从没心疼过钱。”公司高管刘权说，王永正的裁缝活很细，每天从分析客户的肌肉部位、结构、形状、特征等特点，到形成完全符合客户情况的数码图像、数据信息，推、拔、归、烫等一番技术流程下来之后，常常伴着渤海湾的日出，忙到凌晨四五点钟。

“你独自看过渤海湾凌晨4点多的太阳吗？”王永正问，也许，他眼中的永正裁缝店就是这样。本报记者 周 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