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如何全面认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何加快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未来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

开放型经济步入新阶段

发展开放型经济，必须充分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同时发挥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过去，我们的开放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其实质是一种边境开放，即打开边境让渡关税使商品和要素流动，但服务业的开放更多的是境内开放，简单说就是管辖国内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必须要与国际接轨

记者：《决定》中有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论述，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全面系统地认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新提法？

裴长洪：要全面系统地认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妨先来梳理下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3个阶段：

起步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到十三大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开放格局，对外开放区域逐步实现由点到面的覆盖。

拓展阶段。十四大提出“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十五大要求“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十六大启动“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十七大明确提出“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完善阶段。十八大指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总体上是对十八大提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具体化，同时增添了新的内容。我认为，从体制层面看，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最大亮点和集中体现。

上海自贸区建设首先是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过去，开放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其实质是一种边境开放，即打开边境让渡关税使商品和要素流动，但服务业的开放更多的是境内开放，简单说就是管辖国内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必须要与国际接轨。从这个意义上看，从边境开放扩展到境内开放，是这轮开放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必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把改革的攻坚领域与开放的重要环节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水平和质量，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机制。

更广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意味着要从局部开放过渡到全面开放，意味着从积极“引进来”到主动“走出去”。目前我国有5000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存量，不开放我们就无法拥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资格，更不用说话语权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一步

记者：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它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新变化？

裴长洪：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意味着要从局部开放过渡到全面开放，意味着从积极“引进来”到主动“走出去”，力争实现更高层次、更多维度、更多联动的开放格局。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意义，首先体现在“以开放促改革”这个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上。

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试验窗口，“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上海自贸区被寄予厚望。《决定》明确指出，“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这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的国内自贸区获批，并服务深化改革的大局。

其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可以使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有序自由地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促进市场的深度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了很多领域，但大多是货物贸易领域，而以银行、保险、基础电信等为代表的服务业，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开放，制约了改革的深入推进，影响了统一开放市场体系的成熟。《决定》特别指出要“放宽投资准入”，而非以往所指的仅仅“放宽外资准入”，一字之差却意味着内外资将真正实现一视同仁。

第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此举将让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上拥有更多话语权。

开放并不意味着不保护，我们对外资开放，实际上也是给对方提出了对等的开放要求，比如我们“走出去”，也要求对方提供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目前我国有5000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存量，不开放我们就无法拥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资格，更不用说话语权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一步。

从体制层面提供强大保障

实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要把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搞好，做好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并转变政府职能，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技术手段，从体制层面提供强大的保障，对于阻碍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订，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记者：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已经确定，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

裴长洪：首先，要把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搞好。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此基础上，再选择建立若干个自由贸易园（港）区，有利于从点到面形成体系。从长远看，中国的自贸区战略是面向经济纵深发展，重新打造在全球经济中价值链定位的一个突破口。

第二，就是要做好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决定》指出，要“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实际上第十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经开始，欧洲也提出要与中国商谈投资协定，这些都涉及全球规则的制定。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承诺对外开放，也要留有一定余地，使开放与改革更协调。

第三是转变政府职能，这也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最关键的环节。学习新规则，探索新规则的建立，同时不断加快管理方式的改变，这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

当前有一种误读，认为自贸区一定会享有很多优惠政策，不少地方在申办自贸区上的积极性也很高。事实上，自贸区本身并没有所谓的政策优惠，它的实质就是一种改革。政府首先应该学习、掌握好与国际接轨的经济新规则，这是转变职能的前提。

第四，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技术手段。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建立健全适合开放型经济发展、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组织机构和法律法规，涵盖组织体制、程序体制、管理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等诸多方面。

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必须减少政策性调控，强化制度性调控。这就要求从体制层面提供强大的保障，对于阻碍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订，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