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福建省龙岩市的238名农民高兴地领到了《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他们分别是龙岩市水稻、水果、蔬菜、花卉等8个特色产业的领头羊。“目前，全市建档立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达8630人。这是首批通过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龙岩市农办主任廖汉铭介绍，针对职业农民贷款难题，龙岩积极探索担保基金奖励制度。目前全市累计投入1600万元担保基金，按放大倍率可帮助农民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8000万元以上，实际已为农户贷款担保457笔，贷款额达6074万元。

去年8月，农业部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提出在3年内，选择100个试点县，每个县根据农业产业分布选择2至3个主导产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万人。目前，全国100个试点县中，已有88个县建立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度，73个县制定了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61个县明确了扶持政策。类似龙岩，各地不断增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土地流转、金融保险、生产补贴等方面提高对他们的扶持力度。

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认定是不是为务农设置门槛？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这不是设置务农门槛，而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农民接受教育培训，定向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发展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要坚持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职业农民，实施差异化的认定标准和扶持措施。同时，建立动态管理机制，既要创造条件吸纳新型职业农民，也要研究制定退出办法。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农广校为主体、多元力量参与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教育培训资源不足、机制不完善、条件不配套等问题日益凸显。很多县级教育培训力量不同程度存在设施设备不足和老化陈旧等问题。有关人士直呼，“我们在用上世纪90年代的设备培养21世纪的职业农民”。

据了解，我国现行农业职业教育体系中，务农农民职业教育是一块短板。一方面,职业院校农科专业吸引力不强、招生难。据教育部2012年统计，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农科专业学生仅占1.76%，中等职业学校农科专业学生仅占10.35%，与农业承载的劳动力比例严重失调，而且职业院校毕业学生大多不愿回到农村务农创业。另一方面,农民想学习却没有条件，受经济、时间、地点等因素限制很难进入传统围墙式的职业院校学习。

“相比传统围墙式的农业职业教育，各级农广校有不少优势。”中央农广校常务副校长王守聪说，经过33年的发展，全国农广校体系在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目前，全国农广校体系有各级校约2600所，包括1所中央校、36所省级校、319所地市级校、2244所县级校。依托农广校建立了2270个各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以中央校为例，开发的在版文字教材达416种，每年制作大量的电视广播教学节目以及多媒体课件。还从高校和科研院所选聘了近500名专家，建立起学科齐全的专任教师师资库。

农业部副部长、中央农广校校长张桃林表示，农民教育培训具有显著的公益性特征，是社会不愿做、做不好的事情，就要靠农广校这样的“国家队”来承担，重点解决基础性、公共性和普惠性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其他教育培训资源的作用，强化多样性和针对性，构建“一主多元”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当前，要坚持以技术技能培训为基础，突出务农技能，开展从种到收、从生产决策到产品营销的全过程培训，建立送教下乡、农学结合、弹性学制教育制度，解决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现实需求。同时要使职业农民学历层次逐步向上延伸，积极发展高职、职业本科教育，满足职业农民的高层次教育需求。

专家表示，今后要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扶持力度。采取切实措施，支持承包地向新型职业农民流转，推动农业补贴和项目建设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帮助新型职业农民解决贷款难的问题，不断提高其自主发展能力。

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

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素质结构性下降等问题日益突出。解决未来“谁来种地”、“谁来养猪”，关键是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型职业农民是家庭经营的基石、合作组织的骨干以及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中坚力量，也是新型经营主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但目前，新型职业农民才刚刚兴起，自身实力普遍不强，生产发展、就业创业还面临许多困难。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具有明显的公益性，是政府部门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要通过技术培训、政策扶持等措施，吸引一批拥有较高素质的青壮年农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强市场意识，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