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5日发布。经济日报及中国经济网在第一时间约请专家参加“中经在线访谈”进行解读——

受访人：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宋 立

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权和风险处置责任，就是要求应该中央负责的中央负责好、应该地方负责的地方负责好。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 刘尚希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两个“都是”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亮点，最突出的是让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处在同样的竞争环境之下，一碗水端平了。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研中心主任 夏 光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就是看原来多少资源，为官一任之后消耗了多少。如果自然资源欠账比之前更多，有关官员就不应得到提拔。

非公经济跻身“重要基础”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把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都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宋立说。

“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放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一碗水端平了。”刘尚希认为，过去把国有经济放在第一地位，这次强调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地位上是同等的，意味着在体制上、政策上都要同等看待。

他指出，对于民营经济发展，曾经制定过两个“非公36条”，但民营经济发展总有“弹簧门”、“玻璃门”等障碍，《决定》强调要破除该类障碍，使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发展处在同样公平竞争的环境之下。

宋立同时表示，民营经济发展障碍还被称为“旋转门”，描述的就是“进一下又出来”的现象，《决定》特别强调，国有资本的投资项目允许非公有资本参与。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享有同样的权利和责任，也表明今后在市场化调节下，国有的、非国有的各种经济成分都要同等严格遵守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夏光表示。

宏观调控不再只重“总量平衡”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

宋立表示，过去谈宏观调控时主要强调“总量平衡”这个职责，此次明确提出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方面发挥作用尚属第一次。

宋立进一步解释说，“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可以解决经济发展的短期问题，而此次《决定》提出“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则力图解决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稳定发展的问题。

《决定》提到“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宋立认为，按规则决策可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但是对一些突发事情无法有效解决，而“相机抉择”的灵活性就更好，能较好解决这些突发问题。

针对“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的提法，宋立表示：“当前我国地方负债程度过高，有可能带来一定风险，所以这次《决定》特别把‘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此外，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方面，宋立认为还有一些新提法值得关注，比如，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这就很好地纠正了我国长期以来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综合与分类结合的个税制

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

《决定》提出将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收入调节税主要以分类为主，比如稿费和工资，实际上都是劳动所得，这些都可以考虑合起来进行征收。”刘尚希说，“综合”即是把同类性质的项目进行合并，其他的保持不同性质，比如资本类的就可以考虑分类。

《决定》中提出，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这是一个新亮点，过去很多地方建立高新区，在规划里都要求有税收优惠政策，区域性的优惠造成区域之间税负的不公平。这对企业公平竞争、市场统一等是非常不利的。”刘尚希表示，财税最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维护市场统一，不能每一个区域都推行税收优惠政策，这容易破坏市场统一。

他认为，凡是涉及税收优惠政策，不能由政府各个部门提出来，也不能由地方随意制定相关政策，而应由国家统一税收的法律法规来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税收政策统一更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界定中央地方金融监管职责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

“这次《决定》中把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作为重要内容，里面有很多新的观点。”宋立表示，比如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这都是我国调结构、转方式对金融改革和发展提出的重大需求。

他同时指出，在《决定》中提到的“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过去我国金融监管主要是中央一个层次管理，随着信用社改革，给地方赋予了一部分监管职责，再随着贷款、担保公司的发展，又给地方政府赋予了监管职责，但总体来说，我国仍是以中央监管为主。”宋立说。

“这次提出要界定中央和地方监管职权和风险处置，就是要求应该中央负责的中央负责好、应该地方负责的地方负责好，不能像过去那样，让监管部门只管机构而不管地方发展，只管风险而不管地方服务。与此同时，地方只管发展而无视风险也不行。所以《决定》中将该问题特别提出来，明确界定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宋立表示。

特定生态区域取消GDP考核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次改革体现出一个既有放松、又有收严的总体方向，即国家对个体性经济发展活动放宽、放松，但是对于关系到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公共利益，国家在收严、收紧。”夏光指出。

《决定》指出，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夏光认为，之前国家已经对青海三江源、西藏取消了地区生产总值的考核，这次将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更有利于改变唯GDP论英雄的政绩导向，发挥生态指挥棒的积极作用。

“《决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这是一项巨大的制度创新。”夏光指出，“所谓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就是一个平衡表，用来衡量领导干部在任时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情况。在任时有多少资源，用掉了多少，有没有超出极限。为官一任应该造福一方，而不是单纯把经济搞上去了，遗留下污染不做治理。所以要仿效经济责任离任审计的方式，对领导干部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政绩。”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