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调整与转型期。2013年上半年，全球总体经济形势有所改善，在调整中艰难复苏，在转型中呈现弱增长。美日发达经济体出现复苏势头，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明显减缓，不同地区和国家间分化明显，国际贸易增长动力不足，大宗商品价格呈戏剧性波动，保护主义继续盛行，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就如何看待今后一段时期的世界经济形势，近日本报举行世界经济形势座谈会，部分专家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和明年走向发表看法，现将专家发言的部分内容整理，以飨读者

妥善应对世界经济复苏中的风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 吴洪英

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将面临一些风险因素，需要谨慎防范，妥善应对。

欧债危机仍是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欧债危机已经爆发和持续了4年，但欧元区国家仍未完全化解这一债务难题。欧盟经济虽然继续恶化的可能性不大，但短期难有起色。目前，欧债危机只能依靠欧洲央行、IMF等提供的贷款来应对，但贷款终究要偿还，届时，债务危机还有可能卷土重来。此外，欧元区经济复苏所需的外部环境还未巩固，美日经济发展带给欧元区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从长期看，欧洲经济发展前景仍不太乐观。近来，欧债危机从国际关注的热点到“高债无忧论”的出笼，说明一些国家国家因扭转不了债务危机的现实，就开始操控舆论导向。债务的存在仍将是未来危机的隐患。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世界经济带来不稳定风险。6月19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首次明确表示，在预设前提情况下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QE3）的时间表，这一前提主要指标是失业率降至7%以下。伯南克表态后，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美元走高，股市大跌，全球资金流向备受关注。美国经济在美元的强势推动下呈现较强的复苏势头，但财政紧缩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仍可能对其经济走势以及世界经济构成一定冲击。随着下半年美国经济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存废成为下半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IMF总裁拉加德表示，只要美联储能够逐渐并适当地宣布其货币紧缩的计划，世界经济就能承受美联储逐渐退出QE3。

新兴经济增长步伐持续放缓，是世界经济不得不面临的新的风险。新兴经济体既面临应对来自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宽松的冲击风险，又面临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任务，因此，IMF预测2013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将实现5.0%的增长，仅比上年4.9%略微高一点。但若外部环境继续恶化，自生增长动力不够强劲，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恐持续放缓，低速增长恐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新常态”。

结构性调整普遍缓慢或滞后，是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深层风险。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均采取了多轮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但政策刺激功能难以为继，新的增长动力应来自深化的经济结构改革。然而，所谓结构性改革，是一项涉及各方利益、触动深层次矛盾的长期改革，与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现实目标相冲突，实际面临“长痛”与“短痛”的选择。许多国家改革面临多重阻力，改革进程推进缓慢。

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势必将影响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稳健增长。为了应对危机的冲击，重塑民族产业竞争优势，许多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例如，中国已经连续17年在全球遭受反倾销，成为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今年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双反”案；4月美国农业部宣布的联邦政府采购指定生物产品新指南，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阿根廷对中国服装进行反倾销调查等。这些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势必影响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增长。

眼下，因发达国家复苏势头并不强劲，新兴经济体增长减缓趋势明显，世界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全球范围高债务、高失业现象依然普遍，低速增长仍将是世界经济中长期的一种“常态现象”。IMF预计2013年全世界经济增长约为3.6%，这一增速还可能会下调。面对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依然存在的情况，国际社会只有齐心协力，精诚合作，才能共渡难关，推动世界经济朝向稳定、健康、平衡和可持续方向前进。

如何看待新兴市场面临的金融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肖立晟

在量化宽松政策（QE）退出，全球流动性逐步收缩的背景下，新兴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再度受到冲击，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将会爆发大面积的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原因在于：

第一、美联储已经实施前瞻性指引，相当于确定了全球流动性供给规则，投资者形成了明确的预期，不会再次出现传统的“suddenly stop”：此前美联储突然加息，资本出现逆转，新兴市场猝不及防引发国内企业资金链断裂，爆发金融危机。

在下一个阶段，美联储的沟通政策会与量化宽松的退出政策紧密配合，降低其负面冲击。不论是实施量宽还是退出量宽，都是前所未有的货币经济学实验，投资者无法依赖历史数据形成合理预期，美联储如何引导私人部门预期将是量宽顺利退出的关键。沟通政策的重点是帮助投资者分辨出，美联储不再购买资产与继续执行低利率货币政策的差异。美联储不再大规模购买资产，代表政府不会提供超宽松货币政策环境（即在超低利率货币政策环境下，继续购买资产），但是并不意味着美联储会放弃目前的宽松货币环境。美联储需要通过与市场的反复沟通，来强调加息或者出售资产才是改变宽松货币环境的关键，从而降低量宽退出策略对市场的不利冲击。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根据美联储副主席耶伦的观点，未来美联储会进一步推进政策透明化，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可能是强化对未来经济指标的预测。目前美联储主要公布通胀水平和失业率等核心经济变量的预测值，为了更有效地引导市场预期，应该进一步公布美联储认为合理的联邦基金利率和美联储持有资产的预测值，并随经济环境的变化随时修正预测值。

第二、新兴市场基本面有所改善。例如外部资产结构较好，汇率灵活性较高。

具体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外部负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偏重债务负债转向权益负债。一般而言，权益性负债中出于投资性动机流入的资本较多，而债务性负债出于投机性流入的资本较多，权益性负债比重的上升代表资本流动的波动性较低，资本突然流出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小。20世纪80年代，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主要由债券、特别是政府债券构成，约80%以上的资本均通过债务性负债形式流入；此时，资本的突然逆转极易引发新兴市场主权债务危机；随着国际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的推进，20世纪90年代后，对外直接投资与股权投资所占的份额有了较快的增长，根据IMF公布的数据表明，至2010年，新兴市场权益性负债占总债务比重超过60%。这极大地提高了新兴市场国家外部金融稳定的水平。

新兴市场经济体发行的国际债券大多数均以本币计价，不会受到币值波动的影响。一国若持有过多的外币债务，资本大量流出后本币将大幅贬值，以本币计价的外币债务总额将会迅速上升，引发偿付危机。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中，正是因为持有大量美元债务，从而导致本币贬值后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直至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因此，一国外部债务的币种结构的优化有利于维持外部金融稳定。截至2010年，新兴市场发行的国际债券中80%以上均以本币计价，资本流出导致的汇率变化对一国偿付能力的影响被大大削弱，在拉美金融危机期间，极具破坏性的资产负债表效应不太可能重演。

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资本管制发挥出正向效应。亚洲金融危机后，出于自我保险和谨慎动机，新兴市场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至2011年底，总额达到7万亿美元。这对于预防资本流出有重要意义，表明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抵抗外部冲击的某些保护条件，有助于消除投资者顾虑。

新兴经济体需 进行结构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沈铭辉

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砖国家并未能独善其身，多种因素导致其经济活动放缓，包括为应对产能过剩而采取的政策收紧措施、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减弱、短期资本无序流动以及不同金砖国家面临的结构改革要求等，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在短期内继续影响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

首先，通过贸易渠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低速增长和不确定性将对原本具有内在脆弱性的金砖国家继续产生影响。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将继续面临财政悬崖、债务上限、欧债危机的约束并继续调整其经济，处理主权债务压力中长期内将持续存在，由此导致的经济低速增长和需求疲软的状况可能在中短期内得以持续（主权债务规模和所需救助数额巨大；同时主权债务的解决需要国际层面合作，涉及多变的国际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主权债务的根本解决有赖于经济增长的好转而非短期内的财政政策调整，因此发达国家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进而将直接影响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出口表现。

与2009年的情况类似，来自贸易渠道的影响呈现出令人意外的强势，2012年发达经济体包括货物和服务在内的进口贸易总额增长率仅为1.2%，不仅远低于危机前水平，亦低于2011年的4.6%的水平，与此同时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增长率亦从2011年6.6%降至2012年的3.6%。鉴于2013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可能与2012年持平或稍有提高，仅达到1.4%的水平，而其进口贸易总额预期增长率仅达到2.2%，与发达经济体难以“脱钩”的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将很难得到有效改善。

其次，主要发达经济体集体实施宽松货币政策，通过金融渠道对金砖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短期内发达经济体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提振其经济，进而维护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但是由此引发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却对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稳定造成了显著影响。因为在标准的开放经济模型中，流动性的大量输出会导致输出国总需求的急剧缩减，同时本币贬值并出现通货紧缩；相对应的，流动性的大量输入则会导致输入国总需求的过度膨胀，引发实际汇率升高、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相关研究表明，尽管长期来看全球流动性对金砖国家的通货膨胀影响效应不显著，但是短期内，全球流动性对金砖国家的通货膨胀存在正效应，因此全球流动性是影响金砖国家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发达经济体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及其政策预期，引发了石油价格上行的风险，由此还可能有助于延续粮食价格上涨的趋势。

最后，大部分金砖国家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难以为继，并可能引发经济风险。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砖国家实施的扩张性政策缓解了发达经济体需求降低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但是造成了财政赤字普遍高于危机前的水平，而实际利率下降，国内信贷出现快速增长。这种信贷的快速增长，非常类似于亚洲新兴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发生的类似情况，不过当时是以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虽然此轮危机中，金砖国家并未发生严重危机，但是信贷过快增长，已经恶化了国内通货膨胀，并造成资产泡沫，金砖国家的金融风险正在上升。

此轮金融危机表明，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并未与发达经济体“脱钩”，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改革，那么其经济增长将严重受制于外部环境，经济很难实现可持续增长。

新兴市场需谨慎应对不利局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倪建军

受美联储缩减QE规模预期的影响，亚洲、拉美部分新兴经济体受经济基本面疲弱拖累，股汇市动荡加剧，看空氛围浓厚，新兴经济体今明年经济形势恐持续承压，中长期形势谨慎乐观。

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并呈扩散态势。亚洲金融市场连续下挫，并向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蔓延。首先，股市大幅下跌。今年上半年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股市跌幅分别高达22.14%、16.47%和12.07%。其次，货币汇率持续走软。受到严格管制的人民币是惟一相对稳定的新兴市场货币。最后，债市持续受压。新兴经济体债券受益普遍上涨，提高其融资成本。

三大原因加剧金融动荡。首先，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预期不断增强。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四季度经济加速反弹至2.7%，失业率降至7.4%，退出时机较为成熟。随着时期迫近，资金加速从新兴经济体撤离，市场动荡加剧。其次，面临流动性趋紧压力。新兴经济体一方面面临资本外流，另一方面受到外需下降影响，经常账户赤字上升，外汇收入下降，损害外汇储备稳定，影响国内外投资者信心。巴西外贸全年预计将出现13年来首次逆差。最后，西方机构加大唱空力度。出于投机目的，今年8月以来，美欧主要金融机构，包括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瑞士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美国高盛集团等纷纷发布“预警”报告，唱衰新兴经济体前景。美国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分别将新兴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速下调至4.8%、4.6%。

未来前景谨慎乐观。新兴经济体虽然面临暂时的困难，但是爆发全面危机的可能性较小。首先，抗风险能力普遍增强。亚洲地区政府和企业的外部债务较之1997年已经大幅减少，各国本币融资市场较为发达，浮动汇率制度更为灵活多变，同时宏观调控工具和调控能力也更趋完善。其次，严峻形势将倒逼新兴经济体加快结构改革。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都推出大胆改革举措，并逐步取得成效，新兴经济体改革进展有限。而随着美国缩减量化宽松规模，到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直至进入加息周期，整个过程都将考验新兴经济体，推动其加快结构改革，并加大国际合作力度，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最后，我国将发挥更加突出的稳定作用。

我国经济虽然也遇到一定困难，但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优势明显：我国经常账户盈余较大、通胀温和、资本账户管理到位、货币汇率稳定、政策回旋空间大。但也应提高危机感和紧迫感，汲取其他新兴经济体教训，尽快取得改革开放新突破。

中国需力推改革应对新风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徐飞彪

在国际金融危机第五个年头，金融危机“后遗症”仍在蔓延扩散。国际经济复苏企稳，但发展分化加剧，新风险凸现。中国应主动策划应对，赢取战略主动。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的老问题，如“欧债危机”、“财政悬崖”等全球性风险大为缓解，但新问题日益突出。

一是美退出“量宽”风险。6月份以来，美联储面临“退出”压力剧增，市场普遍预期美定量宽松步伐将放缓。世行估计，一旦美收紧流动性，美长期利率必将走高，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经济增长率下降7%-12%，可能引发新一轮动荡。

二是日“安倍经济学”的不确定性风险。“安倍经济学”短期效应彰显，但并未真正带动实体经济，设备投资，个人消费等未达到预期，债券市场动荡加剧。结构性改革并无进展，消费税改革势成骑虎，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如悬在日本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三是新兴经济体转轨的风险。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面临增长瓶颈，潜在增长率开始走低；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整体杠杆率猛升。

四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风险。前三个是短期风险，这个是长期风险。金融危机打破了危机前“西方消费，发展中国家生产制造”的全球供需模式，世界经济面临全球性大调整的艰巨任务，国际分工格局面临重组。发展中国家必须扩内需调结构，发达国家面临去杠杆化和再工业化难题。该过程没有完成，世界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风险不会终结。此外，国际贫富差距拉大。总之，“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大调整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发展模式，经济改革、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发展方式转型成全球共同面对的课题。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对我既有挑战，又有机遇。首先，全球经济低速复苏，世界总体需求下滑，出口市场日益分化，使得我出口增长面临更大外部约束。其次，世界经济新老风险齐集，加剧我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日强推无限量宽，力压日元贬值，虽短期对我影响有限，但间接负面影响不可低估。中国近40%的出口市场在亚洲新兴市场，如果受日本影响，印度、欧洲、澳大利亚、土耳其、韩国、波兰、越南等近来相继跟进，竞相推动货币宽松，压低本国币值，我国经济将面临巨大冲击。第三，我国可能面临更激烈复杂的国际主导权的竞争。发达国家最苦日子到头，使得其对国际多边合作的战略需求下降，在国际规则竞争中更加“自信”。美在经贸外交方面明显积极起来，先是高调加入TPP，接着是TTIP，同时还进行一系列其他多边、区域或双边谈判，如“服务贸易协定”（TISA）,美韩自贸区以及各种双边投资谈判等。美方意图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设定高规格的新标准，为整合现存各种贸易协定“建章立制”。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弱势，可能加剧其不利困境。

但是，风险之中也孕育机遇。一是外部压力加大，有利于我国采取“倒逼机制”，加速各项改革，确保我国经济稳健持续较快增长。二是新兴市场整体疲软，有利于中国发挥作用，推动合作。

对此中国应主动出击，在防范风险的同时，推进自身改革，确保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第一，练好内功，加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转变不合时宜的增长方式。在全球大调整大改革的动荡时期，谁先完成成功转型，谁就将抢占主动权。第二，加大对外开放，升级现有的对外经贸合作。深化升级现有自贸区合作协定，我国现有对外经贸投资协议和标准，与世界当前潮流相比，已显得落后，不升级换代，面临被边缘化危险。大力拓展对外合作。当前尤其要力推中日韩自贸区、RCEP协议、中美投资和经贸合作、中欧经贸合作等，这是我国消除TTP、TTIP对我国负面冲击有效途径。第三，加大产业政策力度，以市场动力为基础，加快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抓住已经到来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