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位区委书记日前谈到，他正在反复思考“去GDP”的事。

GDP“去”与“不去”，是一个比较复杂和尖锐的问题，深化改革中难以回避。

他还谈到，现在“蹚深水区”与当年“摸石头过河”相比，尽管许多方向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难度明显加大。

这种看法耐人寻味。这些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相对易行的改革基本上都完成了，剩下的多是难啃的“硬骨头”。我们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紧紧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以政府改革为突破口，一鼓作气向前冲，打好改革攻坚战。

一

近期，一股“银行热”扑面而来。继京东方、新华联等企业竞相出资参股银行后，万科又注资30多亿元成为徽商银行大股东，电器、服装、食品、煤电、采掘、文化、环保等行业的企业纷纷涉足金融，甚至不少科技企业也“一窝蜂”投资办银行，势头丝毫不亚于前些年的“房地产热”。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大量资金涌向银行业，无疑源自逐利驱动。我国银行业很赚钱，其盈利之丰厚一度相当惊人。上周，沪深两市2467家企业三季报已全部披露，其中16家上市银行实现净利润9183.78亿元，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的58%，如果再加上作为投资银行的券商，以及保险、信托，占比更为可观。而相较之下，化工、采掘和建材各占4%，房地产、交通运输设备和公用事业各占3%，农业、商业、机械、钢铁、石油和通讯等加起来则只占余下的20%左右。再从增长幅度分析，今年以来，银行业即便受到了利率市场化加速、金融脱媒加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净利润增幅也达到12.07%。反观实体经济，不仅利润微薄，而且步履艰难，除少数垄断行业和房地产等企业境况稍好外，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都面临较大困难。

这两年，有关部门为扭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出台了不少政策。现在看来，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尚未起到决定性作用。以金融市场为例，由于政府既是主要金融机构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监管者和隐性担保者，一旦用“政府的手”替代市场配置资金和决定资金价格，很容易导致金融资源错配。当前“银行热”所体现的，正是扭曲的市场信号形成了偏颇的产业导向。

政府与市场关系不顺，还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反映在各个领域和具体事项上。这些年，我国科研经费投入以年均超过20%的速度递增，人们普遍对科技创新、科技引领发展寄予莫大期望，每年两会都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出增加科技教育经费的议案提案。但调查显示，仅有四成科研资金用在项目上，流失在项目之外的竟达六成之多。“吃喝拉撒睡，挤占科研费”，让人痛心！而问题的症结恰在于科技体制的过度行政化。一些科技界人士直言，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对科技立项、执行、监督常常是“一手包揽”，权力过大，势必导致科研基金分配中乱象频现。

眼下，钢铁、水泥、建材、电解铝等行业先后陷入产能严重过剩的泥潭，吨钢利润还不够买根冰棍儿。可哪个大的钢铁项目不是经过行政审批的呢？不少项目甚至是在“边过剩边审批”中上马的，却又有哪个地方和部门对自己审批造成的后果真正承担过责任？更甭说审批背后的贪腐问题了！一些从事基层工作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谈到，上级压指标，基层只能压企业。本来是生产1000个杯子的企业，非让生产5000个，多出来的卖给谁？结果只会是产能过剩。严重的产能过剩虽然可以追溯到一些地方盲目追求GDP，但政府部门“错位”、“越位”、“缺位”，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市场的作用和力量难以充分发挥，显然是重要肇因。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新阶段，发展要转型，转型靠改革。事实证明，各种矛盾和问题最后都归结在行政体制上，尤其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政府职能必须转变，政府改革迫在眉睫。

二

今年以来，中央紧锣密鼓地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从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到建立上海自贸区；从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到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从全面放开贷款利率，到扩大“营改增”、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门槛、减免小微企业税负，无不彰显中央加快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李克强总理前些时候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如同骑自行车，只有进，才能稳，老在原地打转转就会倒下来。我们的改革也是这个道理，不能原地“打转转”，更不能停下来。而打好改革攻坚战，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和战略制高点。

政府和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宏观调控和管理，如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结构调整优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以及必要的市场建设和市场监管。市场的直接功能，则往往表现为供求关系及商品价格的自发调节和自由竞争，而这种调节和竞争又被证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具效率与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譬如，市场利益的直接刺激性，可极大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市场经营决策的灵活性，能较快实现供求平衡、减少资源浪费；市场信息的有效性，能快速传递交易过程的各种资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然而，政府和市场两者作用与功能都有弱点，都存在局限性，需要协调互补。

市场功能的局限性，主要在于自发性事后调节、催生过度垄断、排斥公共利益、引发两极分化等固有缺陷，而且仅靠市场自身力量难以克服。因此，完全不要政府调控和管理的市场经济会放大其缺陷、束缚其优势，最终导致“市场失灵”。但是，如果政府调控和管理的作用范围、力度超越了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运行的合理需要，或者干预方向失准、调控力道失度、形式选择失当，其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会抑制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且不断完善，但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上仍存有许多不足。比如政府作用方面，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和行政审批过多过细，各种政策工具选择搭配不当，过多运用行政性手段干预市场主体特别是微观主体，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经济的效率与活力。又如市场功能方面，不少企业为获取高额利润，掠夺性开采自然资源，大量排放污染物，对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事业发展过度市场化，造成利益导向扭曲，等等。这些问题近年来虽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但总体上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我们通过深化改革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要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两者作用与功能都能得到有效发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改革的进程不断完善。

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政府改革。抓住了这一点，也就牵住了当前改革的“牛鼻子”。

三

推进政府改革或曰行政体制改革，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牵引和杠杆作用，而且这一领域社会关切度高、改革呼声很强，其进展与成果必将对其他领域的改革产生巨大的示范和催化效应。

前几天，中央领导同志有个形象的说法，主要是讲政府不能再上路当“司机”了，而是既要管好“路灯”、“红绿灯”，为企业打造公平公正、一视同仁的市场环境和法治规则，又要当好“警察”，在企业违法或市场出现状况时进行果断干预和纠偏。这个比喻，十分生动地指明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和目标。

政府改革的要义在于简政放权，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今年两会期间，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他们企业为一个项目获得审批，需要出147个文件、跑33个政府部门、盖205个公章。这虽然是极端个例，但足以说明简政放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两会后，新一届政府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简政放权，先后取消下放了334个行政审批事项，成效已初步显现。截至9月底，全国各类企业登记数比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民营个体企业增长37%，带动民间投资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长，投资创业热情迸发，效果超出预期。

政府改革是篇大文章。如果说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则是下篇。现在中央政府放权很快，接下来地方各级政府也要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而且，中央放的权地方不能截留，更不能假放、空放、明放暗不放。目前，各地都在全面展开清理行政审批、优化部门职责的工作，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些基层干部和企业反映，有的上级部门拨着自己的“小算盘”，搞变通、“变戏法”，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权力是下放了若干，有“含金量”的权力却都还攥在手心。这种做法必须改变。

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还要建立与新职能相匹配，且最能体现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从全国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要的，可对于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的中心城区而言，是否需要“去GDP”呢？的确值得深入探讨。以深圳为例，去年人均GDP接近2万美元，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产出已超过香港和新加坡，当地政府把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加快经济转型、加强社会建设上就比较明智。对其他地区而言，眼下“去GDP”虽然还一时做不到，但也要从“唯GDP”中摆脱出来，尽快从冲在第一线招商引资、扩投资、批土地、上项目、下指标，转向维护公平竞争、制定标准、保护生态、支持创新，真正实现“不以GDP论英雄”。

一方面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另一方面则须加快市场建设、加强市场监管。各级政府不仅要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还要把“该管的事情管起来”。政府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不能迷信政府，也不能迷信市场。现在，我们的市场体系建设仍比较滞后，还有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亟待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提高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还要在减少事先审批的基础上担当好市场监管、宏观调控的角色，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监管行为，克服随意性；加强社会建设，做好公共服务，严格依法行政，把各种矛盾的处理纳入法治轨道，维护经济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政府改革是这场改革攻坚战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全社会高度关注，党和人民热切期待。因此，必须一鼓作气，攻坚克难。

四

攻坚克难的改革充满了挑战性。

从当前国内外环境看，深化改革虽然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但其复杂性、艰巨性不容低估，尤其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更是牵一动全、唯此唯重的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发展，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协调各方面利益和达成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的难度加大；改革越来越多地触及现有利益格局，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的重大改革阻力较大；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意识明显增进，分享改革成果的愿望越来越强。此外，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也都陆续涉及一些更深层次的重大问题。正确认识改革的形势和任务，研究采取得力措施，我们就能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他还强调说，改革“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改革方法论而言，现在有这样几个关键词：解放思想、勇气智慧、统筹协调。

打好改革攻坚战，需要新的思想解放。目前，对于深化改革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但那些因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而导致的貌似解放、实则僵化的观念，那些因循守旧、故步自封、难以跳出传统增长模式的惯性思维，那些极力维护本部门、本单位利益的小团体主义，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并时常作祟。因此，绝不能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面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要强化大局意识，多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群众利益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绝不能被局部利益牵着走；要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积极推进改革；要以新思想、新办法破除长期积淀的旧习惯、老框框，最大限度地凝聚多元利益格局下的社会共识，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合力。

打好改革攻坚战，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既要勇于进取、自我革命，又要勇于探索、大胆地闯。对于一些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难关，只要方向明确，措施得当，一冲也就冲过去了。去年底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严禁奢侈浪费，要求厉行节约。起初很多人抱观望态度、持畏难情绪，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有相关规定，上百个文件都没管好、触及太多人利益的事儿，“八项规定”又能如何？事实证明，“八项规定”还真对刹住大吃大喝、奢靡之风产生了明显效果。这说明，对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动刀子”，只要勇于去做，就能得到广泛支持，就能立见成效。我们还应看到，在新一轮改革中，中央政府与各级政府负有同样的使命与责任，两个积极性缺一不可。中央做到了果断决策、宏观把握、科学指导，地方也要勇于实践、善于突破，只有上下互动、点面结合，才能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在改革攻坚战中破解利益羁绊的难题也需要更多的智慧。一些专家认为，改革之初的阻力主要来自僵化的思想观念，而当前则主要来自利益的冲突与博弈。任何发展方式都是一种动力机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体制的安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状况决定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分配格局又引导人们的行为。构建合法与合理利益受保护、非法和不当获利受打击的利益均衡格局，既需要勇往直前的担当、大刀阔斧的果敢，也需要利益权衡的周密判断、如烹小鲜的细致考量。以公务员收入调整和公务用车等专项改革为例，关了“后门”就应打开“前门”，进一步探索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岗位分类津贴、合理奖罚与任免等制度，一些改革试验区不妨先行先试。

打好改革攻坚战，还需要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加强统筹协调，就能使各方面的改革相互促进顺利实施，而不是相互掣肘举步不前。例如，宏观经济改革要与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使改革既能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能通过政府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再比如，解决地方财力不足问题，就要同时构建地方税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就要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等等。统筹配套、协调推进，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把握方向、提供动力，更加妥善地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攻关不怕坚，改革莫畏难。回首35年前，我们党在经济濒于崩溃、僵化思想阻挠、未来的路怎么走全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决心、“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作出了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多少犹疑畏惧，多少艰难险阻，多少矛盾挑战，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一化解。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稳健，国内市场广阔，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为新一轮改革指出了十分明确的前进方向，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驭一时，谋万世”。面对改革攻坚战，让我们一鼓作气破除一个个障碍、攻克一道道难关、拿下一座座堡垒，为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实现伟大“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