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许多人没有料想到的。全世界都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它，议论它是怎么发生的，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各种条件都已具备的顺利环境下开始的，相反，倒是在异常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迈出了第一步。

那时候，两大难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方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遗留的问题堆积如山，人们的思想相当混乱；另一方面，还要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出发，形成一条全新的思路，为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没有非凡的战略眼光、智慧和胆略，很难在这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局势下勇敢地作出历史性的决断。

三中全会的前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中国经历过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从危难中得到拯救。接着，中央抓了两件事：一是揭批“四人帮”，二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这两件事，都是应该做的，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前进仍处在严重的徘徊中。最重要的是：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多年来存在的“左”的错误，不敢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真正解脱出来。这个思想束缚不打破，“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好，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评价也好，都不能改变，中国便无法走出一条成功的新路，更谈不上开辟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

新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领导人物。邓小平由于他在长期革命中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时期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威望。在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负的中央领导职务。

邓小平没有辜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坚定有力而又有条不紊地从混乱中打开新的局面。

事情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做起？邓小平断然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

恢复工作前，他给中共中央写信，鲜明地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不只在理论上鲜明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立刻果断地付诸行动。恢复工作后，他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并且立刻作出一项重大决定：恢复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制度。这件事涉及的社会面很广，向无数知识青年重新敞开了进入高等学校的大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它震动全国，以行动对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起了先导作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讲话。他讲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指导和支配的。事实证明，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便从千头万绪中抓住了要端，成为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的起点。

新时期基本格局的形成

邓小平不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时刻，他经过深思熟虑，当机立断，清晰地绘制出一幅新时期中国如何前进的蓝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最突出的贡献是，冲破了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全会公报明确地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公报要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决地实行全面改革：“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还要求实行对外开放，也就是要努力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20多天，理论务虚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进一步澄清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是非。但也有少数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及时作出了回答。他说：“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这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些作为新时期基本路线指导思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很短时间内都已十分明确地提出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正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开辟出来的。

改革开放的开始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全面改革也有一个从哪里入手的问题。

改革的浪潮首先从农村掀起。中国当时是一个农民占全国人口80％的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正如陈云所说：“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

为了使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农户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城市的情况远比农村复杂，应该怎么做最初并不那么清楚，在起始阶段主要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对外开放，首先在广东迈出较大的步子。广东地接港澳，又是重要的侨乡，一直有着对外经济交往的传统。接着，设置经济特区的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要给予特殊政策，使特区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深圳速度”对全国起了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为了吸引外资，还允许外商在华直接投资，1979年批准兴办六家中外合资企业。对外开放，从决策进入组织实施阶段。

这段时间内还有一项重大措施，就是调整国民经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经济工作中曾再度发生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错误倾向，要求“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都想大干一番，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但是，十年动乱留下的问题太多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生活积下大量“欠账”，被严重打乱的规章制度和经济管理工作有待重建和整改，经济增长的许多基础工作需要做好准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好比重病初愈的人，不让他休养一段时间，恢复健康，就要求他跑步前进，没有不跌跤子、不出问题的。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其中着重调整农轻重、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使改革开放得以在比较扎实可靠的基础上进行。邓小平在1983年3月说：“现在看起来，没有那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八字方针，而且以调整为核心，就没有今天的形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短三年多时间内，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从容应对，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中国在经历了十年动乱后，顺利地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邓小平曾用十分概括的语言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走上这条新路后，中国人应该举着怎样的旗帜前进？这是放在中国各族人民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总回答，是邓小平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出来的。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是一面鲜明的旗帜。高举这面旗帜，就使十几亿中国人在前进中有了共同的明确方向。有如毛泽东早年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本世纪内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什么？邓小平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1979年12月，他提出中国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判断。

以往，一直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容易导致提出许多过高的指标。20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状态”这个新的判断，规定了一个既积极而又脚踏实地、切合实际的基本设想。这就从根本指导思想上防止了重犯过去长期存在的脱离中国实际国情而急于求成的错误。

这个基本设想在中共十二大上确定下来。十二大报告要求：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时人民生活就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这个决策是符合实际的，是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在20世纪末“翻两番”这个奋斗目标由此深入人心，成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力量。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只有三年多时间。但人们看到：方向已经指明，目标已经确定。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从此在新的起点上阔步前进，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