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今年底开建的杭州地铁2号线二期工程,从立项到拿到施工许可证,只用了半年时间。杭州地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邬文虎很感慨,如果不是国家将地铁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地方,如果没有当地行政审批手续的简化,这个过程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
杭州地铁建设的提速,是新一轮行政审批改革成果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率先发力,动作最大,亮点颇多。
从年初到目前,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达200多项,超过本届政府承诺总数的40%以上;企业年检费、绿化费等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被取消和免征,急速“瘦身”的行政审批事项,让邬文虎这样深处第一线的企业家们最先感受到了“春江水暖”。
与之相配合的,是机构改革的大刀阔斧。党的十八大之后,铁路、计生委、食监局、广电和新闻出版、海洋、能源等部门开始进行深度整合;铁道部、卫生部等不再保留……。新一轮的机构精简,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国务院组成部门减少2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减少到25个。
“本轮改革在发展逻辑上发生明显变化,从以往的经济体制改革倒逼其他改革,发展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全面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若无进展,其他的改革都将碰壁而返。”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
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强力推进,是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路线图”。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要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换言之,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成为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点。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谈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在前几轮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与地方政府意见一致的项目“连汤带肉”都端出来之后,剩下的“硬骨头”愈发难啃。最难的地方,在于打破现有的利益屏障,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项改革更多具有政府自我革命的成分,其艰巨性可想而知。
“地方政府愿意更多介入经济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把GDP增长看作评价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所以,各级政府都要运用自己手里配置资源的权力,去投资,用资源投入拉动GDP增长。这种理念我们扭了很多年,依然没有根本性好转。”汪玉凯说。
改革先要从改观念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要更注重质量,“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政府工作重点从过去冲在第一线招商引资、扩大投资,转向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制定标准、保护环境、支持创新等。”与观念转变相适应的是,对干部的考核、激励机制也在转变。
目前,国务院各部门仍有1500多项审批项目,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项目则多达1.7万项。这些都是政府“有形的手”的直接表现。每减少一项审批就减少了一项权力,最终一定会消解一些部门和政府的利益。能不能破除这些阻力,重新分配“蛋糕”,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下一阶段,该怎样啃这块“硬骨头”,怎样保持行政体制改革的连续性和有效性,考量着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智慧与决心。
“下一步的改革要以问题为导向,提高针对性,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说,当前经济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新体制的生长点。破除产生这些问题的体制基础,需要统筹规划,激励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积累改革经验,树立改革标杆。
最近挂牌成立的上海自贸区让人眼前一亮。其推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仅限定企业“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规定“该做什么”,矛头直指政府行政审批主要问题所在。这样先行先试的试验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应给予更多授权。
白智立认为,目前的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依然较多依赖政府“自上而下”模式,社会公众参与行政改革缺乏有效途径。然而,现行行政体制存在的弊病与不足,群众体会最深刻,改革愿望最强烈。下一阶段,需要完善制度保证社会各方参与政府改革的热情。社会公众可以依据政府公布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直接参与和监督政府的改革行为。
纵观前几轮的行政体制改革,行政性手段居多,法律性手段偏少。汪玉凯认为,当前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行政立法建设。“推进改革要依法行事,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改革程序。如果法制建设不完善,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建议加快行政组织立法,建立健全政府组织规则,做到组织法定、职权法定。另一方面,强化对行政不作为的依法追究,建立健全行政问责、行政纠错制度,做到责任法定、程序法定。此外,对成熟的改革经验可按程序上升到法规和法律,依靠法制巩固改革成果。
“行政体制改革符合群众期待,但最终能否达到初衷,依然有待观察。”汪玉凯表示,好的顶层设计方案只意味成功了一半,下一步如何化解阻力,如何攻坚克难,社会各方都高度关注。“行政审批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最重要的是让人民满意,这也是我们各项改革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