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以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自贸谈判的进程陷入停滞。世界上许多国家逐渐将目光投向跨区域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谈判应运而生。然而，一些由美国主导的跨区域贸易协定，在谈判推进中掺杂了过多的地缘政治因素，从谈判规则制定到对参与成员的选择，指向性不仅十分明显，而且隐约透露出对抗意味

在12日举行的“全球贸易体系的转变”互动式会议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的一番争论，多少反映出对美国在部分跨区域贸易协定做法上的不同观点。

争论由“世界贸易体制能否推动双赢”这个话题引起。珀森表示，在贸易问题上，除非出现不遵守规则的情况，自由贸易还是能够带来双赢。他表示，目前这方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美两国解决好彼此间经贸关系问题。

林桂军接过话头，他表示，比如如何减少与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话题。为什么美国不能充分对华出口？这涉及中美如何合作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也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TPP谈判把中国排除在外。

珀森打断了林桂军的发言，“这涉及中国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体制有许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林桂军也不甘示弱，称中国已经采取措施，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在取消投资审批、服务贸易开放方面，“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争论在继续，话题也转向了跨区域贸易协定规则制定的敏感话题上。林桂军表示，目前相关跨区域贸易协定不少，甚至多到让人无所适从。但在他看来，重要的是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应该由各方共同参与，“美国定标准，让我们去遵守”，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入世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一次，现在要让中国再按美国人制定的标准加入TPP，“相当于二次入世，这是不可能的”。

对此，珀森也针锋相对地表示，选择美国标准，是因为这个标准更能推动自由贸易和开放。他表示，十多年后来看中国加入WTO，能发现中国从中受益很大，“标准并没有阻碍中国的快速发展”。不过，珀森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在成熟的WTO框架内来推动自贸谈判，而非要另起炉灶开启TPP谈判。

尽管有这些针锋相对的争论，但在讨论中，嘉宾们也就目前各类跨区域贸易协定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

英国电信集团公共与政府事务总裁拉里·斯通对TTIP谈判寄予厚望。他表示，TTIP一旦达成将是全球最有潜力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具体问题上他强调，贸易协定谈判中的重要一环就是监管的融合。他以TTIP谈判为例，“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达成监管融合协定，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此外，在TTIP的每个协议中都有自身的监管框架，这些谈判达成之后整个协议的监管和执行框架要统一，“不然要解决争议非常麻烦”。

珀森对TTIP的态度并不乐观。他认为，TTIP是个选择性的协议，是否达成受到很多地缘政治的影响，“欧美想达成的框架太大，欧洲愿意当然好，但是也要看到欧洲内部已经有自己的协议”。

墨西哥投资贸易促进署首席执行官冈萨雷斯·迪亚兹很看重TPP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他表示，WTO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出口对墨西哥经济又至关重要，因此区域性贸易协定对墨西哥而言是一种办法。

尽管嘉宾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发展，实现双赢乃至多赢这一点上并无太多分歧。实际上，全球贸易体系转变能否成功，还需要各方求同存异共同参与其间，争端无助繁荣，扩大贸易才是正途。

中国舞台 世界机遇

——访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爱伦

本报记者 李春霞

杜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爱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主导力量，不仅具有制造业优势，而且越来越体现出整体竞争优势

记者：当前，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您作为论坛导师，认为“创新：势在必行”这一主题有何现实意义？

柯爱伦：世界经济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仍在持续。这要求企业寻求创新，包括创新性地思考自身业务组合、商业模式，推动科学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过去的200多年里，杜邦一直积极推动创新，“用科学创造答案”，持续改善人们的生活。

地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带来了诸多巨大挑战，包括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食物、能源以及安全防护领域的需求。我们发现，单一科学难以应对这些复杂的挑战。需要整合在多个科学领域的知识，提供完整的科技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实现成功，进而协助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科学是全球性的，而应用一定是本地化的。这就需要本地化协力创新，集合大学、中小企业以及政府的力量，公私合作创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记者：您对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有何展望？

柯爱伦：我们非常重视像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平台在推动创新进程中的价值和作用。在这样的平台上，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新领军者可以相互交流想法、碰撞灵感。而且，这种在会场上的交流还可以延伸到场外，形成切实的合作。人类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是如此的巨大和复杂，任何一个国家、一家企业或者单一组织，都不可能独立应对，只有各方创新，才能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像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平台为与会者的创新与合作提供了机会。

记者：中国正以改革创新驱动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打造经济升级版，您对此作何评价？

柯爱伦：中国变化太快了，作为一家跨国企业，我们必须跟上这种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主导力量，不仅具有制造业优势，而且越来越体现出整体的竞争优势，包括在创新领域的优势。中国的发展为中国人民提供了舞台，这是世界经济的巨大福祉。

中国正成为全球商品进口市场，向消费型经济转变，这很鼓舞人心。我注意到中国政府特别关注经济的稳定和平衡发展，并相信这样的关注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城镇化发展将会面对不少新的挑战，在应对那些挑战的过程中，创新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发展意义深远。以光伏产业发展为例，中国国内新能源消费的发展、中国光伏企业对产品品质的提升，不仅将推动世界光伏产业的技术发展，也将让绿色能源的未来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记者：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杜邦是如何通过创新来实现绿色增长的？

柯爱伦：创新需要资金投入。研发投入的关键不在于投入规模的大小，而在于持续性的投入，以及对投入成果的管理与衡量。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历次经济危机中都不减少研发投入的原因。只有保持对创新的投入，一家企业才能够确保有新的、有效的产品来解决客户所遇到的业务挑战。

杜邦非常重视在金砖国家等成长型市场中的研发创新投入，与当地客户及合作伙伴一起协力创新。我们在成长型市场中设立研发中心或者创新中心，加强在当地的科研开发活动与杜邦全球研发网络的融合，通过现代通讯技术，例如视频会议的形式，让处在不同地区的杜邦技术和工程人员，共同为解决某一地区的客户需要而努力。这也是整合创新活动的力量所在。

做好"走出去" 之前的功课

□ 林火灿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能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资本带来积极的推动和补充。但从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企业不妨把“走出去”的步伐放慢一些，把更多精力放到审视和提升自身海外经营管理能力上来

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加速走向全球，参与境外投资和跨境并购的进程。如何让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跨境并购更加顺畅、更加合理？这一话题成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关注的焦点。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能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资本带来积极的推动和补充。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中国对外投资也对世界经贸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一位经济学家研究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4750美元时，必然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这也是欧美国家曾经走过的路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外投资的规模也随之扩大。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44.6%，在去年全球对外投资同比下降18%的形势下，中国对外投资仍然实现了同比28%的增长。另据统计，中国约有1.6万家企业在海外有投资或者曾经有过并购行动，这1.6万家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占多数。

但是，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步伐的加快，也引起了一些非议，认为这是为了掠夺资源。但实际上，中国企业到海外寻求市场机会的意愿，远远大于资源性并购。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桑切斯也认为，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早已超越单纯资源投资的阶段，他们更希望可以和客户拉近距离，并充分利用其他市场的优势，这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实践的一大进步。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虽然取得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成果，但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与挫折。值得注意的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着失败率较高、效益比较低等难题，一些在国内经营得顺风顺水的大企业，也不得不承受较重的亏损压力。

之所以面临诸多水土不服的症状，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且企业自身未必擅长海外管理，有些企业的管理者甚至连海外工作经验都没有。这些企业走出去以后，与当地文化融合的程度很低。更重要的是，不少企业误以为做大了就应该走出去，结果缺乏通盘考虑和长期规划，仓促行动，很难获得持久发展的后劲。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仍需加强，还需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企业规避海外市场和地缘政治等风险。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从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企业不妨把“走出去”的步伐放慢一些，把更多精力放到审视和提升自身海外经营管理能力上来。

同时，为更好地融入国际化潮流，中国企业也应更加注重全球化经营的人才培养。例如，在海外投资之前，不妨把年轻的管理层送到海外去工作，并把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人引入管理层，在国内首先实现用国际化的理念管理企业。

此外，中国企业还应更加谨慎小心，主动学习和熟悉国际贸易投资的规则，尽可能地充分利用法制和透明的规定从事海外运营。在政府层面,在向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金融等方面支持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的修改和制定，努力破除保护壁垒，为企业“走出去”营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