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空中别墅”，还是楼道杂物，反映出的都是权利边界模糊、对公共权利不尊重。这不单是“张某某”所欠缺的，更是我们很多围观者所欠缺的。

近来，北京某小区占用楼顶公用区域建造的“空中别墅”被称为“最牛违建”，并成为海内外“知名景点”。有人甚至专门请假前来围观，楼下的手机拍摄、单反相机响作一团，更有人在车流如织的紫竹桥头架起长焦镜头、望远镜，有人甚至还动用了航拍器进行航拍。

不仅围观“空中别墅”，人们还进一步“人肉”了房主张某某，到他的家乡采访，访得其爷爷并非老中医，其父也仅是赤脚医生，自己更非祖传中医世家，所谓任职副主席的两个“世界级组织”也属子虚乌有，本人仅是小学毕业，教授更是自称的，他所谓的“奇经疗法”也是“一方治百病”，具有虚假、欺骗性质。

在这件事情上，人们展示了除恶务尽的凛然正气，以及“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但是，在围观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否反思过自身生活中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农村盖房拼命加高自家宅基地，哪怕暴雨来时祸及邻居；城市楼房居民在楼道里堆放杂物、垃圾，邻居侧身才能通过；城郊居民拼命加盖楼层，全然不顾消防要求，更不管是否挡住邻居光线及出行；到户外大跳声震寰宇的广场舞，临街窗户挑出竹竿在公共空域晒内裤，而不顾是否污染了居民的听觉与视觉。

说到这类事情，人们常举清代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例子。当时张英的老家和吴姓人家相邻，吴家重修房舍要占用中间公用空地，两家争执不下。张家捎信告知张英，希望借用权势压服吴家。张英回信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遵嘱让出空地，吴家被张家的谦让感动，也让出3尺宅基地。两家之间的巷子有6尺宽，人称“六尺巷”，并保存至今。

这是典型的中国故事：“温良恭俭让”、“克己复礼”被倡导为处世之道，道德教化代替社会规则。但是，在这种谦让、礼让过程中，双方的行为都变得难以预期，尤其是谦让方往往利益受损。谦让、礼让行为很难预测能否有回报，想回报也很难预期数量多少合适，不予回报也不会有什么惩罚，反而会获益。在一个血亲联系为主，熟人社会的环境中，这种治理之道勉强可行，因为难以摆脱的熟人间、亲友间的道德压力，足以让行为者遵守这些潜在行为规则。

但是，实行市场经济，人员流动加剧，就从“熟人社会”进入一个“市民社会”，居民间不再是家人、熟人，甚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们很容易摆脱熟人、家人之间的道德压力。这就得靠明确界定私权、划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严格执行权利规则。否则，就极容易发生遵守规则的人谦让、礼让，不守规则的人却大行其道的问题，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因为市场经济中约束行为的不应当是模糊的道德戒律，而应当是实实在在的产权、权利边界，对公众权利的尊重，违反权利规则的惩罚等市场经济逻辑。

不论是“空中别墅”，还是楼道杂物，反映的都是权利边界模糊、对公共权利不尊重。这不单是“张某某”所欠缺的，更是我们很多围观者所欠缺的。与其说围观别人，那实际上也是在围观我们自己。

好在各地纷纷借此曝光了“苏州空中别墅”、“湖南空中别墅”等一系列违建，人们对违法建设也是一片喊打。我觉得，此时民气可用，政府应改变被动接受质疑的局面，利用公共政策执行的宝贵“窗口期”，全面推进违建治理政策落实的老大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