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批省级政府公开“三公”经费的举动吸引了公众的关注。然而，交出的有些答卷并不尽如人意。

“三公”经费向社会公开，是政府部门应该履行的责任，也是社会公众监督政府法定权利实现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政府部门既不能吞吞吐吐、半遮半掩，甚至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拖延、推脱，更不能将“三公”公开形式化、简约化，仅仅列出一些笼统的数字，用来应付差事，这样不仅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反而在各地产生极为恶劣的负面效应，不可不察。那么，省级“三公”经费为何公开乏力？果真如有关专家所言，只是缺乏预算法的刚性约束吗？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法律的要求是一种约束，而权力运行的封闭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省级“三公”经费公开乏力在于：其一,“三公”经费公开并非出于地方政府的理性，更多是一种压力之下的勉强公开。既然是勉强的行为，当然很难要求这种公开能够做到让公众满意。这样的公开，与其说是制度层面的进步，倒不如说是对民意的搪塞之举，并不具有实质的信息公开价值。其二，与监督缺失有关。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往往深深隐藏在财政预算的大盘子当中，公众很难从中明了具体的规模。

省级“三公”经费公开如果乏力，既关系到中央公开“三公”的政策效果，也会影响到市、县一级能否持续、彻底公开。有必要继续拓宽监督渠道，比如，通过人大的介入审查，一方面，赋予政府“三公”支出以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多一道屏障，遏制那些并非必要的支出。又如，政府应该主动公开，积极公开，以接受民众的审视，从而对政府行为产生倒逼。

（原载于8月27日《法制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