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杂技“走出去”历经20余年，经过了从“打工者”到“经营者”的发展历程，也创造出了多种适合自己的运作模式。

7月23日，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杂技音乐剧《美猴王·西游记》隆重上演。该剧在美国林肯中心连演27场，创造了中心单一剧目演出场次最高纪录。值得一提的是，林肯中心为这次演出花了500万美元，6万多张票是一张张卖出去的，九成以上观众是美国主流人群。

《美猴王·西游记》创造的票房奇迹，对中国杂技文化“走出去”具有标本意义，也是这些年来杂技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缩影。

□ 初尝甜头后的困惑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杂技走出去还主要是以官方演出的形式，目的是宣传中国文化，增进友谊。曾在文化部外联局及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工作多年的田润民，说起了一件如今听起来有点可笑的事情：上世纪70年代初，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演出引起很大轰动，接待该团的澳大利亚公司希望与中方签订商业演出合同，被中方以“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为由予以婉拒。

中国的对外商演正式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奥地利人安德勒·海勒按照西方人的欣赏口味对中国杂技节目进行了独特的编排，同时打出了“中国国家马戏团”的招牌，使中国杂技在欧洲演出市场上红火了10多年。那时，国门打开不久，世界渴望了解中国，中国也渴望了解世界，新奇、新鲜感是中国杂技商演蓬勃发展的契机。

文化交流，除了合作也有博弈。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一些之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开始出现。

1987年，沈阳杂技团在与海勒合作时曾提出用大篷在欧洲演中国杂技的设想，还画了设计图，制作了沙盘模型，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海勒。然而，海勒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无偿地把沈阳杂技团的想法占为己有。当时，知识产权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新名词。

“当初，我们主要考虑的是让国内更多的团走出去，而忽略了创造自己的品牌以及节目制作、版权等问题。结果，这一块基本上由外国人掌控。”田润民回忆说。

田润民所说的问题，一直到今天还存在。中国杂技在国外的商业性演出，其票务推广、对外宣传、租用场地等大都依赖外国演出公司，这样一来，合同谈判的主动权掌握在外方手中，中方在报酬上很难获得理想的价位。

市场永远讲求新奇。随着中国杂技对外商演进入常态化，“中国国家马戏团”在欧洲演出市场逐渐失去了当初的吸引力。对于田润民来说，当年没有能够利用“中国杂技热”的有利时机，在广度和深度上去开拓国际市场，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遗憾。

但无论如何，中国杂技对外商演毕竟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破冰”之旅，到90年代更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92年的13年间，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向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的商业演出团达300多个，其中杂技独占鳌头，在出国数量和创汇收入上一直名列前茅。

□ 从“打工者”到“经营者”

傍晚，夕阳西下。位于美国密苏里州的欧扎克湖泛着金色星光，碧波荡漾，白帆点点，一望无际。而就在这里一个叫做布兰森的小镇上，首次迎来了由中国独立管理的杂技演出剧院，剧院的主人叫赵力志。1998年，赵力志锁定了“布兰森”这个除拉斯维加斯和百老汇之外的“美国第三大娱乐之都”。

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大量民间杂技剧团涌入国际市场，中国杂技商演也开始在世界各地频繁露面。但繁华之后，却显现出诸多尴尬：杂技演艺界过去的一贯做法是卖产品，不投资，演员拿保底的低薪演出费，而将投资、经营、销售的风险全部推给外国演出商，这种做法经常招致“贱卖了演艺产品”的抱怨。尽管杂技艺术在国外大大小小不同的马戏节、艺术节和比赛中摘金夺银，但却少见与之相匹配的文化经济价值回馈。

把杂技资源转变成杂技产业，赵力志可谓第一人。赵力志和美方共同投资，建成了新上海剧院，成为中国在海外建成的第一个由中方独立自主经营管理、由中方命名的剧院。他的杂技团年票房收入1998年为18万美元，到2009年已经达到350万美元。赵力志探索出的民营化经营模式，从根本上调动起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参与演出市场的竞争。

但是，对于大部分国内剧团来讲，想在国外拥有自己的剧团和自主版权并非易事。国内许多杂技团量体裁衣，选择了操作空间更自由的国际合作方式。如大连杂技团与国外演出商共同投资和创作了《胡桃夹子》等多部杂技剧目，陆续在欧洲国家上演百余场；重庆杂技团采取菜单式定制模式，由演出商投资并包销，避免了大型剧目创作的盲目性；而在安徽省杂技团新排演的杂技剧中，国际制作团队和负责欧洲演出市场的欧洲演出商只是作为打工者而加盟。杂技界的努力，使中国杂技逐步实现了由“打工者”到“经营者”的身份转换。

□ 亟待政策“支持”

“有人说，演出既是一种娱乐，同时也是一种媒体，光靠杂技人本身的努力是不够的。要想持久地占领市场，形成自己的品牌，必须有全社会的支持，特别需要政府支持和商家赞助。”田润民认为，政府支持的方式不一定非要投钱，如果能有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就可以促使国内企业转变观念，给演艺行业创造出新的商机。

英国演出商菲利浦·甘迪曾同时接待来自中国和泰国的两个演出团。尽管泰国团的演出艺术水准无法和中国团相比，但甘迪认为，最挣钱的却是泰国演出团，其“幕后推手”是一家泰国酿酒商。这家酿酒商每年向英国演出商赞助10万美元，同时为演出商免费提供产品，借此在演出期间向观众推销自己的产品。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泰国表演团在英国演出的商业风险，另一方面也提升了酿酒商的知名度，其产品一举打入英国超市。

但是，让企业短时间内投资杂技市场并不容易。业内人士指出，现在企业投资影视类节目比较多，因为投资周期短，见效快。而像杂技这样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艺术门类，则不太受企业的青睐。

由此看来，杂技团要想在市场中存活，是一场经验、品牌与资本的比拼。经济学家厉无畏曾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建立对外文化贸易的优势，必然要调动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必然是一个涉及文化内容、科技研发、对外贸易、法律政策等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