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是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集中体现，也是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下，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面临严峻的经营环境。

如何加快推进化解产能过剩，使中国经济摆脱过剩顽疾的制约？日前，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这种产能过剩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冯飞：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产能过剩，市场本身也可利用供求机制来矫正产能过剩。我国不少传统产业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其实是长期以来过度依赖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发展的结果。在现有体制机制下，地方政府资源运营能力非常强大，他们可以通过土地、税收、财政等各种优惠手段吸引大项目投资。而很多投资者落户，看中的未必是项目本身的发展前景和市场空间，而是政府无偿划拨的土地、矿产等资源。这些资源在企业家手中存放几年后，就可以转手卖出，其间产生的利润往往比项目本身赚的钱更多，而且没有太多的风险。

我们注意到，这轮产能过剩中，民营企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理说，民营企业家都是拿着自己的真金白银去投资，应该更为理性，但在地方政府政策优惠的诱惑下，往往也会盲目扩大投资规模。

从宏观角度看，前几年，我国宏观经济一直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企业家对于未来的判断较为乐观。加上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性政策，使投资出现了较快增长，平板玻璃、水泥、钢铁、煤炭等产业的产能规模迅速扩张。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市场需求萎缩，过剩产能开始显现出来。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缺乏治理产能过剩的有效管理方式。目前，传统的项目审批在抑制新增产能方面已经失效，钢铁、电解铝中不少项目都是未经批准就上马的。由于需要审批环节，“路条”成为稀缺资源，有些企业在明知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也会趁国家鼓励投资之机去拿“路条”，而当地政府在一些项目核准方面对经济规模设置了门槛，导致有些企业为了顺利获批，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形成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

记者：中央提出，化解产能过剩要“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您对此怎么理解？

冯飞：我们目前面临的产能过剩局面程度大、影响深，并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这轮产能过剩具有全面性，不仅传统产业领域存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存在，部分行业中存在的是绝对性的、长期性的产能过剩，而不是短期的、暂时的相对过剩。更难理解的是，尽管产能过剩已经突出显现出来，新增产能仍在不断形成。这种产能过剩给相关行业带来了灾难性伤害，如果不给予高度重视，不采取相应措施，很容易出现系统性风险，并进一步引发危机。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按照“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办法，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行业进行治理。

总的来看，“消化一批”，就是要抓住当前加快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有利时机，积极拓展国内市场，为消化现有产能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转移一批”，就是积极引导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避免把投资的目光局限于国内；“整合一批”，就是要加快优化组织结构，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淘汰一批”，就是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特别是通过提高环保、安全、能耗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将落后产能彻底淘汰出局，为先进产能发展腾出空间。

要真正做好这“四个一批”，关键还在于积极推进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特别是在金融、财税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政策，调动企业加快化解过剩产能的步伐。

记者：化解产能过剩提了很多年，但似乎越化解产能越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冯飞：当前，首先要让地方政府真正摆脱“唯GDP论英雄”的思维惯性，督促地方政府管好用好土地、税收、矿产等资源，对投资项目进行补贴时要公开合规，不能拿纳税人的钱补贴产能过剩或亏损项目。

其次，要尽快建立退出和援助机制。通过推进节能减排，设置能效、环境指标，使落后产能加速退出；建立健全退出援助机制，如果企业破产关闭，要有一定的援助机制去帮助失业职工的培训、再就业及技能形成，这些方面该花的钱要花。

再次，要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有些企业反映，新建一个工厂比兼并一个公司的成本低，这说明目前兼并重组中还有很多政策性障碍，比如，对并购资金、重组贷款支持力度不够，应予以重视。同时还要减少地方政府对兼并重组的干预。

记者：我们能找到彻底根治产能过剩顽疾的办法吗？

冯飞：化解产能过剩，不能仅靠政府发力，不能依靠行政审批，而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只有市场供需机制能真正发挥作用了，企业家才会按照市场形势安排投资，减少投资的盲目性和投机性。

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需要做好两件事。首先，搭建好信息服务平台。很多投资者在投资时未必清楚投资项目的产能状况、市场需求状况、未来发展趋势。政府应该积极为投资者提供充分、及时、准确的信息，帮助他们建立产业预警机制，从而更好地引导投资。

其次，要在管理方式上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从经济性管制为主向社会性管制转变。政府对于投资项目的审批和监管，应该重点放在能源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二是从前置性管制转到以过程监管为主。前置性审批往往容易把准入门槛抬得很高，但项目核准之后又往往缺乏监管。我们要改变这种方式，提高社会性门槛，不能以批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