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的足球俱乐部不能形成自身的造血功能，就不得不长期准备承受热钱撤离、突然断血，重新过穷日子的风险。

电脑旁有一本书：某位清华毕业生回忆他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般人对金岳霖的了解，多止于他与梁思成、林徽因的情感纠葛，对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则知之甚少。那回忆中说，他在清华上学时，金先生教授治学方法，曾谈及论述问题切忌“明显”、“毋庸置疑”这类字眼。在金先生的这位学生看来，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对他的后半生影响至深。

我不懂哲学，对金先生所说哲学应该包括“彻底的和经过训练的怀疑态度”不得甚解，大致明白是一个面对任何事物都要想一想、表象后面可能还会有不同的道理。本着这样的视角，回头面对近日新闻不断的中国足球，确实也可以多一些审视的角度，可以多想一想。

新闻热点之一，中国足协与卡马乔解约，双方因为钱的问题谈不拢，据说要闹到国际足联去仲裁。很多人认为，中国足协在这件事上“明显”并“毋庸置疑”地充当了冤大头的角色。然而，要是多想一想，站在各个当事人的角度看，中国足协冤，卡马乔未必就不冤。在一场双败的赌局中，你押上的是钱，卡马乔押上的是名声，被排名世界百位开外的球队用高额赔偿辞退，这笔钱眼看就成了后半辈子的养老钱，不要不行啊。

再多想一想，成为热点新闻大概也和涉及的钱数不无关系，这应该是中国足球史上聘请国家队主教练付出的最高工资了。这么高的工资是赞助企业出的，中国足协拿不起，按照以前中国足协拿钱请主教练的做派，40万欧元都算多的，别说卡马乔的400多万欧元了（如果这个传说中的数字是真实的话）。有钱过富日子、没钱过穷日子本无可厚非，只是联想到中国足球多年来的经营状态，就难免回到金先生所说的不怀疑就不可能发现问题，也就无法进行科学研究的立论上去了。

作为竞技足球的根本，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自1994年创立以来，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红火，2002年世界杯后到2008年之间的低谷，今天又以名列世界前10、压过日韩居亚洲首位的上座率重现繁华。现象可喜，但你多想一想，换个角度去看，似乎可以见到中国足球“不健康”的财政经营状况。欧洲足球俱乐部的经营一般是以比赛日收入(match day revenue,以门票销售和球场消费为主体)、电视转播和商业经营三大类分解财政收入。按经济学家的观点，理想的比例是4：4：2。据五大联赛的统计，门票一项，欧洲俱乐部一般维持在25%以上，大俱乐部可以达到40%。日本J联赛10年前最火爆的时候，每个J1俱乐部的年收入大约为2600万美元，比赛日收入大约为1270万美元，其中门票收入可以达到650万美元左右。再看中超联赛，虽然上座率超过了日本，与之密切相关的门票收入却不见起色。一份资料透露，2009年J1联赛的票房总收入大约是人民币11亿元，而中超总票房仅为J1联赛的九分之一。经营状况还算健康的杭州绿城俱乐部，2012年的门票收入300万元，只能冲抵当年投入的3%。

由于中国的具体情况，足球职业联赛的媒体版权收入一项几乎为零，票房收入又如此可怜，球队每年上亿（有的还多得多）的运营费用，其中一部分靠商业赞助冲抵，更多要靠俱乐部所有者掏腰包解决，形成“企业足球”乃至“老板足球”的体制。怀着种种目的进入足球领域的老板现在舍得往足球上砸钱，自然有他眼中的盈利点。但商人终归是商人，一旦他看不到利益所在，断腕而去，对职业联赛的打击将不堪设想。这样的例子过去有，现在也有，只要我们的足球俱乐部不能形成自身的造血功能，就不得不长期准备承受热钱撤离、突然断血，重新过穷日子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