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翁东辉

当前是新世纪全球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南北差距继续扩大、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回潮、零和博弈观念时隐时现，表明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结构亟待完善。因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普惠均衡、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推陈出新是历史发展规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版图，并成为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至今仍未消除，并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如何加强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速从危机中复苏，从根本上促进世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课题。回顾历史，您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必要性？

姜洪：从经济史角度看，推陈出新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二战后，为了稳定世界经济环境，帮助战乱国家走出战争阴影，各国首脑齐聚美国华盛顿，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尽管在当时这些国际组织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但毕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第一次正式走上了国际舞台。

后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1975年法国倡议召开由法国、美国、日本、英国、西德和意大利6国参加的最高级首脑会议，此后加拿大和俄罗斯分别在1976年和1998年加入，成为八国集团。八国集团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每年召开一次“八国峰会”（G8）。G8这一协商和合作平台发挥了重要的协调和促进功能，尤其在经济领域，它协调了世界各国的利益诉求，大大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然而，G8是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符合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它所寻求的全球共同发展首先是要符合西方的利益诉求。这套治理框架下对多边国际组织的控制、金融服务行业的规则设计以及全球基础设施构建均偏向西方发达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版图。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尤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大多陷入经济发展停滞的泥沼，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主要引擎。正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成为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新兴经济体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新兴经济体扩大了世界的投资、消费和贸易规模，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强劲需求，给全球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外溢红利

记者：您如何评价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现状？

姜洪：新兴经济体的概念最早起源于2001年“金砖四国”的提法，随后又有了N-11（下一个11国），VISTA（展望五国）和BASIC（基础四国）等一系列具有特定称谓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他们基本上代表了那些经过改革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一批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凭借全面和持续的增长，它们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从经济总量上看，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呈现加速上升趋势。2010年金砖五国的GDP总和达11.23万亿美元，以购买力计算占世界的18.1%，比10年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比20年前提高了13个百分点。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除南非以外，其他4个金砖国家均已成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

从全球增长态势看，金砖国家经济实力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程度也逐渐降低。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00年的13.1%、2008年的52.1%和2010年的61%。

记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治理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姜洪：在金砖国家中，中国是最具代表性的快速发展典范。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规模巨大，所带来的世界级投资、消费和出口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带动的。正是因为中国的加入，整个世界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贸易规模被扩大了，而且全球化进程也大大加速，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强劲需求，给全球特别是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外溢红利。这些国家的投资条件大为改善，对外贸易额增长迅速，极大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中国作为金砖五国的典范正在带领着新兴经济体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全球经济秩序理应随着这样强大的新势力的崛起而发生改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治理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真正促使经济全球化向着更稳定、更均衡的方向发展。

发展中国家应真正参与经济治理

后金融危机时期，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和WTO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治理旧秩序正在相继改革

记者：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旧世界经济秩序是否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

姜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旧的世界经济秩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长期以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着不合理因素，一方面体现在美元的超主权货币属性给全球宏观政策造成额外的协调成本；另一方面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壮大，这些国家在此体系之下无法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权利表达诉求和主张。其次，随着，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目前仍不断蔓延的欧债危机，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更加寄托在新兴经济体国家身上。第三，借助于G20峰会等全新对话平台，中国和新兴经济体正在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力量，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世界银行的报告预测，在2012年到2025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将为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其中，金砖国家将引领新兴国家，在所有全球增长中占据一半以上的份额。但是，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仅占44%，其中中国仅占2.77%，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五国加在一起还不足15%，而全部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投票权则超过60%。新兴国家迫切需要一个崭新的、平等的、与其日益重要经济地位相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表达其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经济主张。

记者：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

姜洪：后金融危机时期，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旧的世界经济秩序，不仅面对着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提出自身诉求的挑战，其体系内部国家的实力下降也加速了旧秩序的松动。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和WTO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治理旧秩序正在相继改革。在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金融峰会上，同意将IMF和世行两大机构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至少5%和3%。2010年4月，世界银行首先开始改革投票权，其决策机构发展委员会表决同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的投票权重，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重提高到47.19%。2010年10月，在韩国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进一步对IMF份额改革达成协议：IMF将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2012年4月在华盛顿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和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上，国际社会就向基金组织新增4300亿美元的资源达成共识。2012年6月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宣布支持并决定参与IMF增资，数额为430亿美元。

中国投票权的增加既表现出发达国家和世界承认了中国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也反映了中国愿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真正参与全球治理决策。

新旧经济秩序在融合中更替

现有的全球经济格局本质上仍没有太大改变，而是旧秩序出现松动和改革，新的治理秩序从这些松动和改革中破土而出，却还没有站稳脚跟，世界经济新秩序只是雏形初现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世界经济新旧秩序的更替？

姜洪：看待全球经济新秩序和旧秩序的关系时，必须注意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绝对替代的，而是在融合中更替。现有的全球经济格局本质上仍没有太大改变，而是旧秩序出现松动和改革，新的治理秩序从这些松动和改革中破土而出，却还没有站稳脚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受到巨大冲击，但其经济基础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特别是美国，它的经济总量仍是全球第一，仍然是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同时，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依然稳固，甚至随着危机的蔓延和深化，美元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避险货币，更映衬出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牢固的霸主地位。因此，可以说现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必须在兼顾平衡和发展的立场上，促进新旧秩序之间的整合构建，稳扎稳打地推动新兴经济体系的成熟，为新秩序奠定基础。

记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仍将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您认为这种作用将体现在哪些方面？

姜洪：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之下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源泉。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强国首先站在了撼动美元体系的一边，支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深、更广的作用。自2008年起举行G20首脑会议，扩大各个国家的发言权，逐渐取代了八国首脑会议或G20财长会议。特别是G20峰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中国不仅是G20的创始成员，并且通过这个平台阐明了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立场，中国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体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坚毅和冷静，以及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思路和新策略。

以国家开发银行的跨国规划为例，我们需要着手建立“全球—区域—国家—企业主体”的规划模型，实行“全球要素总体配置”战略。这种“全球要素总体配置”具体表现为紧紧围绕中国发展战略主线，着力突破经济运行所面临的资源、能源、农产品供给等三大瓶颈约束。从国家总体战略层面上发现、确定、表达资源需求，实现以中国成长为中心的全球资源配置。这不仅是对中国，而且是对世界经济格局基础条件的重大重组，更是借助中国因素和中国发展红利，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资源调配、食品供应和贫困问题的创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