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山东、河北等地采访，常会听到一些地方津津乐道地谈起推动“双区同建”。所谓“双区同建”，简单说就是产业园区和农村社区同时规划、同时建设、同时投入使用。这是一种标准解释，但具体在实践中，由于各地经济条件不同、拆迁征地进度不同，能否同时建设、同时投入使用，另当别论。

“双区同建”好不好？客观地说，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条件较好，有能力推动工业园区和农业园区建设，同时农民富裕程度较高，有集中上楼居住的要求和实力，在地方的支持下适度集中，既有利于节约农村宅基地面积，有利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也有利于以园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是一件不错的事。实践中这样的成功案例也不少。不过，如果把“双区同建”作为一种典型模式加以推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从“双区同建”的一般推进路径来看，一般是县区或乡镇先在自己区域内划出一块土地作为产业园区，如果招商引资进来的工业企业多，这一园区就规划为工业园区；如果工业企业很少甚至没有，那就规划为农业园区，只要有一两家农业企业进来牵头就行，将来有了新的“入住”者，也可以改名改规划。这是第一步。

园区需要占耕地，有些地方甚至一次性把将来20年、50年的地都占了，于是一些地方适时推动了农村社区建设，就是把农民的老房子拆掉，集中搬进新楼房。这样就节约出了土地指标，然后通过行政区划内用地指标调节，园区占地的难题也解决了。早些年，一些地方只是单纯拆掉老房子集中建新楼房，以此挖掘用地指标，后来发现把农民集中居住在园区边上更合适，既方便农民就近上班，也方便企业就地招工，“双区同建”模式就这样在实践中诞生了。这是第二步。

写到这里，“双区同建”模式到底怎么样，大体有了分寸。对集中居住到工业园区附近的农民来说，虽然整体上居住环境有了改善，但不少人为此付出了超过承受能力的代价，比如新的居住地通常远离承包地，要么耕作不便，要么被迫流转，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既进不了工厂，也无法下地，而且强行集中上楼直接加重了普通农民负担。

从城镇化规划布局来看，一些地方“双区同建”也同样短视。“双区同建”中的产业园区通常离现有城区较远，并没有纳入当地城镇化统筹部署，既不是城镇社区，也不是乡村社区，而是一个独立的工厂农民集中区，或者是一个凭空新造的农民新社区，形成“说是农民，没有土地；说是市民，不在城里”的现象。

问题还不止于此。一些热衷“双区同建”的地方，往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后发赶超、急起直追的劲头很足。这种精神是好的，如果既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又依据地方实际找到一条好的发展路径，可以很好地发挥后发优势。但有些地方犯了简单攀比的毛病，把通过园区项目建设带动地方发展作为一本万利的“处方”，大张旗鼓地推进“双区同建”。这样一来弊端更明显，由于发展条件相对滞后，引进来的企业较少，征地给农民的补偿也较低，不仅难以较快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反而引发矛盾不断。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点，在于一些地方追求GDP增长的“土地冲动”。这些年许多地方一提到经济发展，首先想到的就是工业、房地产业，但传统上以农业为主的许多地方发展工业的条件先天不足，所谓地面上缺少企业、地底下缺少矿藏，惟一可以利用的就是土地。随着国家对耕地的保护越来越严格，征占耕地越来越难，借用村庄整治的名义获取用地指标就成为一些地方的通用做法。

于是，有的把新农村建设简化为“新村建设”，有的推出“双区同建”模式，有的把城镇化演化为“圈地化”，动辄把好几个甚至十几个村庄不切实际地合并。以此结余出来的土地，或者直接搞开发，或者有偿调剂给其他地区开发。

地方经济需要发展，但是需要有质量的发展，需要可持续的发展。耕地资源是有限的，无论是“双区同建”模式还是其他什么模式，都必须首先注重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