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由于经济结构的形成和调整受制于复杂的经济因素，就需要多管齐下加以推动。

着力激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动力

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等技术领先行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结构的演进，技术进步存在持续的正向溢出效应。创新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动力，当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出现后，提供了消费潜在商品或新商品的可能性，需求驱动进一步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经济逐步朝向满足新需求的方向转轨。在这个过程中，新部门地位持续上升，所有部门都或通过生产率提高、或通过相对价格变化而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推动产业结构向新的稳态均衡演进。

创新带动下的结构调整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一些技术落后国家和地区可以直接借用技术领先国家的成熟技术，实现生产率的飞跃，但并不是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都能很好地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只有那些拥有足够社会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才能实现赶超。所谓社会能力，就是拥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组织机构和企业，具备吸收、模仿先进技术以及推动工业结构升级的能力。为此，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大对科研的公共支出，通过允许加速资本折旧、抵扣所得税等方式鼓励企业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投入，并且着力推动培育和发展微观经济主体和人力资源，以提高相应的社会能力，并尽力提供更加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制度保障。

创造劳动力竞争的新优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国内外经验表明，补贴类产业政策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效果并不明显，可将政策着力点放在标准引导方面。应适当提高环境保护标准、产品质量标准和执法力度，加速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但环保和质量标准制定不能过于超前，要以多数企业能够勉力达到为限。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基于经济自身的竞争优势。经济要素分为资本、劳动和制度三类，国际经济竞争实质上就是国家拥有经济要素的综合竞争。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资本跨国流动障碍逐步消失，除少数地域性产品或服务外，生产组织地域性限制越来越小，国际经济竞争逐步集中于劳动力竞争。

当前，我国资本短缺状况有很大改变，但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被大幅削弱，环境污染已达难以忍受的地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自身制度优势，积极发挥资本的潜在作用，努力创造出劳动力竞争上的新优势（包括劳动者素质、技术水平、信息获得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竞争力），既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又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增进差异化竞争力，推动技术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经济国际化程度。

寻求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需求结构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构差异显著。中等收入国家的家庭温饱问题得以整体解决，总的消费支出增长慢于收入增加，结果表现为国民储蓄率上升；产业部门发展要求提供更为便利的公共基础设施，基础建设投资比重会上升。这个阶段为经济腾飞阶段，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基本特征，居民消费中的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和教育服务增速加快，居住类、金融等其他商品及服务类消费异军突起。目前，我国已开始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由温饱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过渡，消费规模增长和升级拉动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显现。但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最终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软件、设备和技术改造投资潜在需求空间十分巨大。现阶段，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需求结构调整的最终目标是适宜的，但不宜以抑制投资增长为代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投资还会保持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而且也应维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还必须充分发挥外部市场的作用，出口结构优化必须以持续较快的出口增长为前提，不能采取逆市场行动、人为制造贸易平衡。

总体而言，政府在需求结构调整方面的干预空间较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出台多少措施来促进消费规模增长和消费结构调整。消费增长与结构调整有其内在机制，只要条件成熟，即使没有任何外在干预和刺激也会逐渐实现，过多的行政干预有可能适得其反。应重点关注消除影响消费增长的障碍，创造更好的消费环境。一方面，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减轻人们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加大城乡消费环境建设投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完善消费供给渠道，改善消费环境，降低消费成本。

采取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经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税收制度直接影响初次分配结构，所得税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直接影响二次分配结构。最低工资制度等工资管制制度的初衷是减轻贫困和实现公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但常常难以实现初衷，且产生效率扭曲。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社会关注的重点是效率而非公平；那么，本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公平特别是分配公平已取代效率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成为主流民意最迫切的诉求。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在宏观层面应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为目标，通过降低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来实现，不能人为扭曲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的市场比例；在中观层面，要打破国有资本对于高薪行业投资的垄断，打破权贵者对高薪行业就业的垄断，确保进入高薪酬行业机会均等性；在微观层面，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确保公众接受教育的公平性，提高弱势群体社会的竞争力，为分配公平营造一个公平的起点；同时还需努力消除腐败，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并适当加大资本利得课税力度，扩大资本利得课税范围。

在结构调整中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行为方式与其承担的经济责任有很大关系。经济转型首先是政府转型，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就不会有经济结构的合理。在结构调整中，尤其需要克制行政冲动、减少政府干预、降低政府投资比重。这就要将政府职能限定在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发展环境、完善市场监管、加强公共服务领域，减少其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责任，真正抑制政府投资冲动。应将政府投资领域严格限定在国防、司法、城镇和农村公共设施、农村水利、江河治理、防灾减灾与救灾、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基础科研、基础教育、道路桥梁等公益性和部分准公益性领域。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比例和支出责任，弱化当前分税制对地方政府投资的刺激作用，完善地方税体系，既要增加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更要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程序，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投资效率。

与此同时，必须切实发挥市场对于投资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放开民间投资领域的限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继续削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修订出台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最大限度地缩减核准范围、下放核准权限，进一步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逐步使其成为投资的主体。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需要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有更好的改革举措。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长与发展都有其深刻原因，这些原因构成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逻辑。行政干预不能破坏市场机制，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要切实交给市场去调节。只有让市场自身充分发挥调节功能，人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经济要素的组合才能更加有效，经济结构调整才能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才能真正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