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把“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确定为今年将加大改革力度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之一。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深化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有利于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也是丰富个人投资途径、拓宽外汇资金流出渠道的重要举措。

“个人投资者‘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加坡、伦敦等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发展势头良好，境外投资者也获准投资境内的资本市场、债券市场、黄金市场等，在国内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同时允许个人投资者“走出去”，标志着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迈出重要一步。

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贸易开放和资本双向流动逐步扩大的局面。目前，从国际公认的7大类40项资本交易项目来看，我国已有30项实现基本或部分可兑换。“个人直接境外投资，是深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步骤。”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周景彤说，个人直接跨境投资扩大了境外投资主体的范围，进一步拓宽了境内资金的流出渠道。

“个人境外投资的放开，为居民日益增长的资产投资和配置需求提供了新的有效释放渠道。”海通证券研究所分析师朱蕾表示，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居民缺少投资渠道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允许个人境外投资，将给国内居民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实现财富保值增值。

朱蕾认为，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的建立，还将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制度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在海外成熟市场，上市公司比较注重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如果有更多投资者进行境外投资，有助于推动国内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进一步完善。”朱蕾说。

建立个人境外投资制度，需要适时放松个人境外投资管制并调整相应的外汇管理政策，这就可能产生短期的流动性冲击，增加跨境资金监管难度。朱蕾认为，应当坚持渐进、可控和均衡管理的原则，按照限额管理、备案与核准管理相结合的思路来构建完善的个人境外投资管理体系。

“个人投资者‘走出去’，肯定有风险。”何志成表示，应当通过市场引导的方式降低风险，比如鼓励商业银行建立海外投资基金，通过专家理财的方式疏导海外投资；建立和完善境内外汇市场，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便捷地投资海外市场等。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认为，个人境外投资必须控制风险，投资的总量必须可控，投资的相关细则要跟个人投资者的风险控制能力挂钩，原则上投资额占其资金的比例不宜超过50%。“前期应该给个人境外投资金额设一个上限，比如10万美元或15万美元。”李稻葵说，由于国内投资者普遍缺乏境外投资经验，个人境外投资可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金融发达地区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扩大范围。

“在可投资范围方面，也应该有所限制。”周景彤说，香港市场比较成熟，人民币兑港币比较自由，个人投资者操作起来相对容易，因此可以先放开香港市场，如果运行良好，一两年之后再逐步开放美国、欧洲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