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超，1976年生于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马头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2007年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至今。他采用别具一格的田野调查方法，对农民工及其留守儿童家庭进行长期追踪调查，致力于改变城乡差距和留守儿童命运。

这个戴着一副眼镜、一脸书生模样的项目官员，大多数时间都是去基层一线。他深入到城乡一家一户做调研，在乡间小道一步一个脚印丈量出城乡差距，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一篇篇富有见解的调研报告和一本本反映中国城乡现实的书籍中，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付出的每一份心血，都在向成为大时代经济学家的梦想又前进了一步。

少年壮志清华梦

我要成为经济学家，要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变乡村单调贫乏的生活。

“一天，我从舅舅那里听说，北京有一个叫清华的大学非常好。我不知道怎么就非常认真地向全家人说：我要上清华。”那一年，还没上小学的赵俊超一个字还都不认得。

赵俊超最初是在农村上小学，看着通达聪慧的儿子在乡村学校学习拔尖，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的母亲决定送儿子去城市读书。“我每年寒暑假回到家乡，城乡之间的生活对比，使我在幼小的年龄就对城乡差距有了比别人更为深刻的感受和认识。我从中学时代起就一直思考，中国农民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呢？这不仅是我自己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农民的梦想。”

1997年8月那个炎热的夏天，他刚刚过完21岁生日。一个亲戚把印有清华大学字样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赵家，赵俊超迫不及待地打开录取通知书，当他真真实实地看到“经济系”3个手写字时，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当终于走进清华园时，赵俊超仰头望着钻入云端的白杨树顶，多年来深藏在心中的那个梦想在眼前变得清晰起来，他在日记里写到：“希望有一天，像我这样生于贫困家庭的中国最普通的农家孩子也能享受到和大城市同样的富裕生活。”

清华园给赵俊超全力以赴追逐梦想创造了大好机会。除了从教科书中学习理论知识、在图书馆里畅游“文史哲”之外，他积极参加学院的暑期实践活动，还主动承担了一些组织工作。“上大学那几年，我除了在校园里学习专业知识，另一个爱好就是喜欢跑出去做调研。”他去了浙江、江苏、贵州、山西等地的城市和农村，大大开阔了眼界，调研报告也在相关期刊上陆续发表，他成了同学眼中的秀才和专家。学校做的“综合素质互评”中，他的“实践创新”一项每年都排名第一。赵俊超在学习与实践的结合中，看到了大量的现实，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他将这些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总结梳理，对中国城乡差距和农民问题的认识渐渐清晰起来。

2002年，赵俊超进入博士二年级，他和两个同学展开了农民问题研究。经过长达3年的讨论，撰写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在这本书里，3个清华博士第一次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议。他们在书中写到，“必须鼓励农民在城镇定居，在城镇组织家庭或将家庭迁到城镇。2亿多人的吃穿住行和娱乐休闲活动，将是一股永远旺盛的需求力量”。

当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书最终在2005年11月出版时，书名被改为《农民问题新探》。令赵俊超失望的是，这本专著如同泥牛入海，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关注。“投入了3年汗水，收获的只是寂寞”。也许正应了那个预言：“当你比别人领先一步时，大家会跟上来；当你比别人领先十步时，大家只会说你走错了。”

为留守儿童圆梦

用自己的行动为留守儿童播种梦想，让青春的能量点燃他们心中的梦想，激励他们像他一样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2007年，赵俊超博士毕业后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负责贫困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试点项目。起初这一任命令他有些苦恼，他的研究方向是城镇化，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才是主战场，现在却要去最贫困的山村，岂非南辕北辙？

但当他到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试点时，却发现竟“歪打正着”，这里同样是研究城镇化的好地方。过去10多年间，由于中国城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农民进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在调研中发现，都安63万人口，常年外出务工就有15万人，多数前往广东沿海城镇。特别是他在几所学校做的调查表明，这里的留守儿童比例接近80%。城镇化的一端是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另一端是留在家乡的留守儿童。赵俊超由此开始了对留守儿童的研究。

整整5年的时间里，赵俊超10余次到广西都安，4次大规模入户调研。他住在农村学校、吃在学生食堂，周末放学后和小学生一起走3个小时的山路回家，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吃在一口大锅、睡在一个炕上。他去过的有些自然村，由于交通不便，甚至乡干部都从未去过。山里无法用电脑，赵俊超就在煤油灯下，用笔一字一句记了4大本笔记，还拍了6000多张照片。赵俊超讲述说，在他与留守儿童的交谈中，只要问及父母，这些孩子的情绪就会马上波动起来。如果再问得细腻一些，比如“很想妈妈吗？”或者“有什么心里话对妈妈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马上泪如雨下。在5年持续不断的追踪下，赵俊超已将对留守儿童的生活观察延伸为成长记录。2007年赵俊超第一次去一个名叫韦丁生的女孩家时，她还在读小学六年级。后来，这个女孩经历了辍学、打工、结婚、生子，从留守儿童升级为留守儿童的父母。

当理论的火种被现实的火花点燃，迸发出的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2012年7月，赵俊超的第二本专著《中国留守儿童调查》出版。让赵俊超感到欣慰的是，与第一本专著出版后无声无息完全不同，《中国留守儿童调查》因以其全面的视角、深度的思考和浓厚的人文关怀，真实再现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成了解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也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新华社对此进行了深度报道，主流媒体相继转载，留守儿童一时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广西都安县教育局长给赵俊超打来电话说，这本书他读了6遍，每次读都落泪。“对自己县里管理的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竟然还没有赵博士了解得多。”

作为一名来自农村又经过12年经济学专业学习的学者，赵俊超已将自己的梦想与帮助中国农村孩子们共同圆梦连接在一起。“留守儿童只有4个字，饱含的心酸委屈却重过千钧，它的每一笔每一划，都渗透着亲情和血泪。”赵俊超饱含深情且不无忧虑地说，如果留守儿童的明天是产生更多的新留守儿童，如果一切仅是简单的轮回和重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体现在何处？

沐浴在同样的阳光下

□ 赵俊超

我的许多同学都在银行和证券行业工作，但我选择了以中国城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事业。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更加关注的是中国城镇化之路该怎么走，这些农民工们的未来何去何从。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金矿”。

如果问我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我认为是城镇化；如果问我未来几十年间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认为还是城镇化。在我众多的农民工朋友中，没有哪一个认为自己是“城镇人”，也没有哪一个可以称得上已经在城镇扎下根来。亲情割裂的伤痛、现实生活的不便和迷茫，无不侵蚀着他们脆弱的心。像他们这样的，全国有2.6亿人，未来还将有3亿多。

城镇的人口正在大量涌入。2006年，我到浙江慈溪调研，那里的户籍人口102万，外来人口超过90万，两者已经相当。2011年，我在昆明西山区的船房社区了解到，那里的户籍人口只有2000人，而外来人口已经超过8万人，几乎成为纯外来人口社区。

农村的人口正在加速流出。2007年，广西都安全县63万人，有15万人常年在外打工，留守儿童比例将近80%。2013年4月我去云南西盟，在极其偏远传统的佤族山寨，留守儿童比例竟也超过了15%。

我的梦想已不仅仅是仰望清华园高大白杨树梢上的蓝天白云，梦想已经化为我的理想和行动，它深扎在祖国广袤大地的城镇和乡村。我希望有一天，中国的农民工和他们子女们可以和城里人一样沐浴在城镇的阳光下，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拥有展示人生精彩的机会，这也最终将为城镇原住居民带来更多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