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版:聚焦三农 上一版3  4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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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版3  4下一版 2013年6月10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亟须加强防疫和信息引导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国内最大农业——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下属中粮肉食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已形成年养殖生猪120万头,屠宰生猪450万头的规模生产能力,在全国布建了59个生态养殖基地。
(资料图片)

我国生猪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市场机制起基础性作用。但生猪生产面临市场、疫病双重风险,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政府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扶持和调控

从国际经验来看,对种植业和养殖业实行扶持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多数专家认为,对生猪价格进行调控并不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关键在于把握调控的时机、手段以及策略。

目前的调控手段还有一些不足。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目前推行的能繁母猪补贴是一种顺周期调节,这种调节方式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价格波动。要在改善产销组织方式的基础上实行反周期调节即猪肉价格低时加大补贴以稳定生产能力,价格高时减少补贴避免对养殖过度刺激。而对于冻肉收储,由于收储量比较小,导致国家开始存储短期内会拉高猪肉价格,但改变不了市场长期供求关系。

市场化调控手段具有滞后性,之前应对过度下跌时也存在一些欠缺。“调控并不是要消除波动,而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尽量避免过度波动及其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产业损害。”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研究员王济民表示。专家告诉记者,在生猪价格出现过度下跌苗头时,首先让市场充分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淘汰一部分落后的生猪生产能力,这是生猪生产尽快恢复稳定的前提。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府调控,防止价格过度下跌引发的养殖户大量宰杀母猪现象,避免生产大幅波动。

多位专家表示,政府不应对猪肉价格变化过于敏感,应当在养殖户迫切需要的基础性公共服务方面有所作为,重点放在生猪疫病防控、养殖场地支持、信息引导。这样对产业的长远发展比简单的补贴或收储更有利。

“养殖户最需要政府扶植的是防疫工作和信息引导。”四川资中县柠源养猪合作社理事长高鸿说,上世纪80年代猪的传染类疾病只有15种,并且容易防治,如今至少有48种,有的对生猪的供应造成过重大影响。一些养殖户因疫病影响而急于出栏,会加剧猪价波动。同时,还需要行业信息引导,以生猪主产区和主销区为重点,加强信息发布和预警分析,让养殖户明白供求现状和走势。

大型标准化养猪场对周边环境要求较高,在城市中面临选址难的问题。近年来,由于担心规模养猪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加之生猪养殖是免税的,一些城市缺乏鼓励其发展的动力。我国实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主要责任在地方。地方政府应为发展规模养殖提供良好条件。

总体看,生猪价格调控的目标是既要保护生猪饲养积极性、促进生产,又要避免猪肉价格过快上涨、过多增加消费者支出,要着眼长远,防止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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