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闭幕的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中，如何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成为科学家和与会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科技部发展创新体系建设办公室主任徐建国在年会中透露，科技体制改革小组目前已成立。“这个领导小组设在科技部，我们要联系26个部门一起推动改革，最近已经把改革的任务进一步细化。要落实好242项具体措施，已经明晰了目标、时间节点和责任主题；确定了20项改革重点任务，试点示范先行。”

破解钱学森之问

评价标准一定要由读文章的人来评价，而不是数文章的人来评价。

专家们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建议也有实践的基础。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从2003年开始回国筹建北生所，通过10年实践，在建立有原始创新能力的科学研究所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在年会开幕式特邀报告中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和思索。

科学界流传着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没有本土培养出来的世界级科学大师？王晓东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怎么让中国科学家有国际范儿。“中国如何培养在理论和技术方面能够引领世界的科学家，而不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是权威，到了外面并没有话语权”？二是“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做出影响人类生活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也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中国什么时候能得到科学技术的诺贝尔奖”？三是如何实现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社会效益。“用一句话讲，怎么让我们的科学家不差钱”？

王晓东表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过去十年里，为解答这三个问题，在人才、机制和文化三个互相支撑的方面作了探索。

人才方面，北生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开透明的招聘，聘用人才的标准就是能力，并鼓励人才的流动。王晓东介绍了他们选择人才的三条标准：“第一，你有没有在过去真正做出过有影响力的工作；第二，你在将来的工作里，有没有决心和野心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第三，你有没有交流能力，能够让同行和社会大众理解你的工作。”

机制方面，北生所为保证科学家能够全心全意做大事，作了很多探索：一是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年薪制；二是有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让科学家不必被评审、奖励等各种各样的指挥棒指挥得团团转；三是专业化的技术和行政支持，保证科学家能够不断地站在技术创新、技术革命的前沿；四是教育科研相结合的人员支持，北生所和清华、北大、协和、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共同培养研究生的计划，这样的研究生“联合国”促进了科学家的互相合作和科学信息的快速交流；五是建立清晰的评价标准，重质不重量。“作基础研究、原创研究的评价标准，一定要由读文章的人来评价，而不是数文章的人来评价。”

文化方面，“科学其实是一种文化，文化是原始创新最重要的载体”，王晓东说，北生所最注重三方面的科学文化，一是追求卓越，二是批判思维，三是交流合作。

十年来，体制创新的北生所在多个领域做出了领先世界的成果。“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曾在实地考察后作出这样的结论。

摸清家底，减少“口袋”

由于在项目申报和评估上耗去太多时间，我国部分研究人员大约只有1/3时间用于科研。

专家们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建议有统计数据的支撑。

中国科技指标研究会理事长齐让从对科技指标数据的分析着手，提出了对科技政策的建议。

齐让首先建议要摸清家底。他认为数据显示现在科技资源很多，但缺乏对这些数据的精确分析。如研发人员2012年已经达到321万人，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否都用在研发上？研发经费2012年已经过1万亿、占GDP的1.97%，这里面有一些企业把本来不属于研发经费的研发成果应用费用也算进去了，实际研发经费很可能不足1万亿元。“我建议先摸清家底，因为这对宏观决策十分重要。”

齐让还建议减少“口袋”。他说现在科研经费从中央下来有很多“口袋”，研究一个方向的钱会交给几个部门，科技人员一次申请吃不饱，必须重复多头申请，导致从项目申报到验收花费大量时间。“可以把更多的经费给到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一点自由探索。”

齐让建议让科技人员多一点精力搞研究，认为现在的科研管理体制“往往对经费看得很重要，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却不看重”。他说，由于在项目申报和筛选评估上耗去太多时间，目前我国部分研究人员大约只有1/3时间用于科研。

从2006年到2011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全国科技经费支出总额中的比重基本不变，分别为5.19%、4.7%、4.38%、4.66%、4.59%、4.74%。齐让为此建议加大基础研究比例：“我觉得我们现在技术储备太少。能不能每年基础研究加1个百分点？”

“我们的基础研究占比太低，美国的占12%到15%之间，我们还不到5%。”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的一些建议与齐让不谋而合，他也建议提升基础研究的比例，同时还特别强调要以人为本。“目前科技政策应解决见物不见人的问题，既要见物又要见人。应该倡导科研环境导向的科技政策，将科技政策的关键点紧紧盯在科研人员的创造力发挥上。”

科学家与企业家的握手

科学家们不要有了成果就自己去开公司，商业化的运作最好还是交给了解市场的企业家。

与会科学家普遍认为，科技体制改革不仅要为原始创新消除障碍，也要为成果转化提供动力。科学家的手和企业家的手到底在什么地方握在一起？成为专家们热议的焦点。

目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这使得我国企业缺乏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在全球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2010年我国仅有27.6%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平均每个中心只有89名研发人员。而世界500强企业中94%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研发人员均在几百人以上。2011年全球研发经费投入500强企业中，中国大陆仅有12家进入，且前50名中没有1家中国企业。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6号文（《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已经有不少了，如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我们前不久在江苏调研，江苏一省的免税就超过了200亿元。”科技部发展创新体系建设办公室主任徐建国说，“现在重大专项大概有一半以上是企业参与，这些项目要完成好，实际上大部分还是要企业落实投入。我们强调企业主体，并不是说把所有资源都拿到企业去，政府的支持更多地体现在政策上。”他认为，今后的科技政策要关注如下几个动向：需求牵引和市场应用的作用日益突出；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金融资本结合紧密；区域创新活跃；新型研发组织不断涌现；企业研发国际化步伐加快。

“现在高技术产业非常红火，但中国的大部分高技术产业只有1%的利润率甚至更低。”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穆荣平认为，产学研合作讲了20多年，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其实就是利润问题。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应该是随着风险的降低，企业参与度越来越高，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角。他认为，对于不同的创新主体，应有不同的政策对应：在高风险阶段，需财政政策来分担风险；在低风险阶段，则采取税收政策来调节收益。他建议科学家们不要有了成果就自己去开公司，商业化的运作最好还是交给了解市场的企业家。

穆荣平表示，让科学家安心科研工作，不可能单独在科技系统中解决，而要在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体制中调整。“很多相关的政策都很难在科技这样一个体制里面得到解决，所以政策实际上需要扩展创新内涵的外延，将科学探索、技术开发、科技成果商业化和社会推广应用等活动作为一个价值创作、转换并实现增殖循环的创新系统，从系统的角度认识各个子系统的效率、效益，从活动的角度研究子系统之间的效率。这对于我们制定政策非常有价值和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