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我国报坛泰斗安岗与世长辞，他一生致力于党的新闻事业，1982年参与组建《经济日报》，1985年起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他倡导“脚底板下出新闻”，指挥策划了《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让“王府井”亮起来》等重点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他先后推动创办《中国企业家》杂志、《中国花卉报》等一批报刊，为向国内外读者细致解读中国经济政策，传播经济信息作出了重要贡献。

惊闻安老逝世消息，同事、好友及采访过他的记者，纷纷将昔日与他接触的点点滴滴诉诸笔端，或追思其谆谆教诲，或感动其人格魅力……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安老的深深崇敬和深切缅怀。本报将陆续选发，以寄托哀思。 ——编 者

2013年5月4日上午，在北京安岗的家中布置简朴的灵堂前，当我向安岗遗像深深地行三鞠躬礼，道了声“安总，再见”，止不住的泪水像断了线似的流了下来。

是的，“安总，再见”，这是过去我最期待的。在每一次再见中，我不断领略到这位新闻大家做人做事光明磊落、俯仰无愧天地的风采，感受着这位报业泰斗的前辈对后生真心实意的关心，时时感受到他为党的新闻事业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创新的毅力和决心。

可今天从我嘴里说出“安总，再见”的话时，却有似撞肺割心般的疼痛。人们常用知遇之恩来表达对受赏识、重用的恩惠，安总对我的恩情不是一般词汇可以表达的。

我们经济报人的特点和长处就是要敢想敢做，敢克服困难

记得我第一次对安总说“安总，再见”，是在1984年9月22日下午4点多。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此刻，作为《经济日报》前身的《中国财贸报》全国记者会正在北京举行。当大家听到中央决定在《中国财贸报》基础上创办《经济日报》的消息时，都非常兴奋，同时也感到压力。领导要求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报道思路，多提好的创意。我当场提了两个，其中徒步采访长征路的想法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肯定，但由于报社初创和多种原因，一直没有成行。

1984年5月中旬，安岗同志见到我从云南记者站寄来的准备徒步采访长征路的报告，当即批示：这个创意好。并决定在当年10月16日红军长征出发的同一天启动采访活动。红军长征走了368天，要我在红军走过的原路上也走368天，并要求我每天写当日见闻。

9月中旬，报社记者调度中心电话通知，要我21日前到报社，研究和落实徒步采访长征路的事。我从昆明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硬座到北京，按时参加了9月22日下午召开的报社全体大会。安总讲了报社两个重要议题后宣布，今天就是欢送云南站记者罗开富徒步采访红军长征路的时刻。安总说，“我们经济报人的特点和长处就是要敢想敢做，敢克服困难，决定让罗开富一个人（因为人多了就会给沿途增加更多的负担）一步一步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用新闻报道再现当年红军伟大长征的艰苦历程。同时，也给今天进行‘四化’新长征的全国人民以激励和启示”。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安总。大会后，他找我又谈了一个多小时。告别时，我为实现了多年的梦想而兴奋不已，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安总，再见。”

要放手让记者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写什么和怎么写

第二次见到安总是两个月后的1984年11月19日傍晚。50年前的这一天，红军正在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到了湖南宁远县。当我走进县城，发现从北京赶来坐了20多个小时火车，又连续坐了10多个小时的汽车，此刻正站在寒风中等我的安岗同志时，激动得只是喊了一声“安总，您好啊！”，就再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安总见到了我也很激动，他看着我黑瘦的脸，摸着我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的胳膊和用纱布绑着的受伤的手说：“开富，你瘦了，吃了不少苦吧？”

假如没有安岗这种气贯长虹、包容四海的总编辑拍板下决心，我即使有天大的梦想也不可能有机会走长征路，没有安岗特有的新闻洞察力和始终坚持的魄力，以及细致周到的亲自安排，我不可能每天都在报纸头版发一篇《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

宁远的同志十分热情，但由于条件有限，把招待所当时能腾出的惟一一个单间给安总住。他一定要让我住，自己去睡大通铺。他说，“保证记者休息好，生活尽可能安排好，搞好采访，是报社重要工作。这也是党的新闻事业的好传统”。后来在我们再三劝说下，宁远的同志在通铺间给我加了张桌子，又点上好几支蜡烛，让我既能写稿又能休息好，他才勉强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当地新闻界的同行听说《经济日报》的安老来了，十分兴奋，要求同安总一块走一下长征路，听一下安总的讲话。一路上，安岗说，“我们一些报纸不是常常因为题材狭窄、报道内容雷同、公式化、缺少特色而作难吗？单靠给记者压任务、定指标、下定额，这些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放手让记者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写什么和怎么写，鼓励他们勇敢而准确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真实地把群众的喜怒哀乐写出来”。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这两句诗出自毛主席的《七律·答友人》。当年，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途经九嶷山区，后来写下了这首七律。这天，我们也正走在毛主席走过的路上。

报社编辑部的同志时常说，老安这个领导精力旺盛、创新不止、激情四射，他的“新闻眼”是特有的，全天候扫描，脑子中的轮子转个不停。走进九嶷山区，我们大多陶醉在美景之中，安岗边欣赏边指着万绿丛中东一块白、西一个坑的地方叫我看，还让我听远处的炸雷声，接着又多次同路边的几位山民聊了起来，得知是当地人为了建房或烧石灰到处在开山挖石。对这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山民们都很痛心，多次向上反映，却一直没人来制止。安岗问我今天写什么？我说，就写今天见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安岗赞许地点了点头说，当记者就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心用脑用情去写。既要报喜，也要报忧，关键的出发点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和反映民声、改善民生。

为了深入真实地再现红军当年长征的那段历史，又反映当今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长征沿途的巨大变化和风貌，出发前安岗对我的这次长征采访提出“六个必须”的规定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4个方面：

一是必须完全走原路，完全徒步，要有向导签字以示证明；二是要同中央红军50年前的行进速度大致相等，每天都要走到50年前红军当天的宿营地才能止步；三是学习红军，小伤要坚持，大伤大病就近就医，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坚持到底；四是在3个方面军所走的同一个省、区的征途中，尽可能走红二、四方面军路线，特别是在雪山草地。他还要求我，每天无论多累多苦，都必须发回一篇报道。

太阳西沉，按照规定路线，我要向50年前红军当天的宿营地行进了，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道了声“安总，再见”。此刻他也很动情，紧握着我的手说，“脚板底下出新闻，坚定信心往前走吧，沿途群众和报社全体同志都是你的坚强后盾。相信你一定能坚持到底，完成重走长征路的壮举”。

放手让记者到困难的地方去，到党、国家和人民需要了解情况的地方去

天有不测风云。告别安岗后的一个月，我在贵州黎平的高洋雪山上，左腿小腓骨被摔成骨折。虽然靠向导扶着用一条腿还能走路，由于人地生疏，每天平均要走75里路，又要发稿、又要各处找医生、又要临时找住宿等，困难很大。安岗闻讯后，立即乘飞机赶到了贵州。1985年1月16日，他和时任贵州省委的领导商定，沿红军长征路线行进在贵州的3个多月里，沿途都要派出医生同我一起走，为我治伤看病。那时没有文传，我写好稿都要用很多时间抄到发电报专用的纸上，还要及时联系最近的乡邮电所发电报稿。安岗考虑到让我治伤期间尽可能多一点休息，还与时任遵义市长李兴久商量，借调了市公安局里一位有文化又能干的刘中宝陪同我走了3个多月，减轻了我很多负担。当我在遵义与安总话别时，站在安岗身边的《贵州日报》记者刘庆鹰感慨地对我说：“有这么好的总编辑，《经济日报》还能办不好吗？”

由于我每天坚持走路、写稿，只能睡4个来小时，加上伤痛的折磨，当走到泸定桥时，体重从148斤骤降到了只有98斤。半月前，我的肝病又复发了，人像瘫了一样，经常感觉是被向导拖着才能向前走一步。当走到泸定桥，又一次见到第三次专程来看我的安总时，我惊呆了，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激动得一下腰杆竟然挺直了。安总关心地提醒我，“留点劲吧，别挺了，你要把身体保护好，前面的长征路还长着呢！”他告诉我，报社上上下下都十分关心我的健康，所以今天从成都请来了医生。趁红军当年在泸定桥停留休整的几天时间，让我也同步停几天，给我看病治伤。

在这就医的几天时间里，安总几乎一直守在我身边，不是找人到我输液的地方交谈，就是找人领着我们寻找当年红军打敌人的战场，并做些采访，还督促我及时吃药。

当时正值纪念红军飞渡泸定桥胜利50周年，到这里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很多。许多家媒体找到安岗要求采访，特别是对他策划和指挥徒步采访长征路和出的许多新闻点子十分赞赏，并想了解《经济日报》切实关心干部职工的做法。安岗对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同行们说，“关心记者就是关心党的新闻事业，关心记者身体健康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关心就是放手让记者到困难的地方去，到矛盾尖锐和情况复杂的地方去，到党、国家和人民需要了解情况的地方去，到最需要上下通气解决问题的地方去。要给记者一点主动权，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地去倾听、去观察、去对话、去思索，然后写成新闻，并让广大读者去评价记者作品的社会效果。凡是广大读者认可的，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记者”。

在我长达一年多的重走长征路过程中，安总5次从北京来看我。每次见到安岗，我都感到思想是一次升华，灵魂是一次净化。第四次告别时，说了“安总，再见”后，我还说，“请放心！安总，你是革命战争年代从枪林弹雨里冲出来的老革命，你曾说过，我们活下来的人，是在享受着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幸福，我们不仅要珍惜还应当奋斗。我一定会记住，一定向红军学习，坚强、挺住”。

到今天，我徒步走长征路的报道已过去27年了。5月4日那天，许多报社的老同事们在安岗的遗像前还都在说，“罗开富走长征路，安岗是操碎了心”。是的，安总，你为了办好《经济日报》，除了每天上白班，夜班还总能看到你忙碌的身影。我徒步长征路采访的1年零3天时间内，你5次到长征路上去鼓励我。在长征路上最后一次见到你时，医生正在地处雪山草地的四川茂县抢救你。这一天是1985年7月30日。你从昏迷中苏醒后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五大雪山爬完了？”我点了点头。你紧接着又问，“海拔标高都丈量了？”我又点了点头。这时，陪同安岗来雪山草地的报社同志告诉我，当爬到近3000米高的松潘境内，由于空气稀薄，安岗呼吸就困难了，脸色发紫又转青，几乎昏迷。医生赶紧把他撤到了茂县。

这时，安岗缓了一口气，又问我，“红军过草地有3条线路，你准备走哪一条？”我说，“我准备走中间最艰险的红军跋涉了15天的那一条路。”安岗听了很兴奋，紧握着我的手说，“对，好！这是草地里沼泽最大、泥潭最多、最险恶的一条线路，自英勇的红军跋涉之后的50年来，再没有一个人进去过。‘二万五千里’路上，红军排除万难，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我们这些后来人想留下人生足迹，就必须迎着困难，老老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他告诉我，草地里最危险的是沼泽，沼泽里更危险是泥潭，有10000多红军将士没有走出草地。为此，他很不放心，这次来不单纯是看我，还为了同当地政府、部队商量帮我进草地配上电台、发报机，以及必要的向导、医生、救险人员等。

说完，安岗催我不要管他，按规定的时间和路线抓紧采访去。我望着他被缺氧折磨得发乌的嘴唇和泛青的脸，不忍离开。他吃力地说，“我有那么多人护着，你还不放心？”我只好道了别，“安总，再见”。“好，安全第一，陕北再见。”安总边说，边把一个小包塞到我的手里。茂县羌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蔡世勤把我送到门外，看我打开小包，见到“保健药盒”4个字，几乎同时“啊”了一声：这是安岗随身带的供自己用的急救药品，他自己舍不得用，留给我走草地救急的。

安总，再见！你那慈祥的面庞、亲切的微笑，历历眼前；恩惠厚谊，绵绵思念，永存心间。

照片说明：

①2012年12月，安岗在海南。 王茂林摄

②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