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测量队走过了映秀每一寸沟壑，用自己的脚一步步测完了地形。

援建映秀那3年，是我人生中最可宝贵的经历。我和援建工作组的组长陈林佐、同事傅晓炜全程参与了重建的每一阶段，从震后建板房到做规划、搞建设，一点一滴的变化都让我们刻骨铭心，当地人也亲切地称我们为“东莞三剑客”。

我们是2008年8月到映秀的。第一感觉是安静得可怕。人不少，可是听不到交流，看不到笑脸，我们连说话都不敢高声。

灾区群众还没从阴影中走出来。人心没有希望，重建就无从谈起，这是第一件让我们着急的事。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在震后第一个中秋节，策划了一场篝火晚会，邀请群众一起联欢，让群众自己出节目，并搞了“恢复重建有奖问答”，意在给他们一个蓝图、一些希望，让他们知道，未来几年我们都会在这里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我的感觉，心理恢复就是从那个中秋节开始的。人们脸上开始有了笑意，有时也能看到群众在空地上唱歌跳舞了。

做规划是最艰辛的。记得汶川灾区13个乡镇第一次聚在成都讨论重建规划，我们拿着初稿去，主持会议的人却直接说，“映秀今天就不讨论了”。为什么？因为谁都心知肚明，映秀的规划没那么容易。作为强震的震中，重建映秀，要在0.74平方公里的狭窄空间避开强震断裂带，建齐各种功能设施，既要保证安全性，又要保证群众未来的生活、工作，同时，映秀作为震中背负了太多关注，大家共同的心愿是建成一个具有世界级水准的小镇。标准之高，也让我们“压力山大”。

刚开始是一头雾水。做规划总得有地图吧？可是没有，我们手上只有一张模糊的航拍图。我们的测量队走过了映秀每一寸沟壑，用自己的脚一步步测完了地形。为了达到高水准，我们遍访众多国内外知名规划专家和建筑设计师。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小镇能汇聚那么多大师的心血，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何镜堂、巴黎卢浮宫扩建设计师贝聿铭等，仅参与的院士就有近10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走村入户访群众，充分听取灾区人民的意见。事实上，各方意见常常是有矛盾的，需要从中权衡利弊，找出较优方案。比如，专家认为应尽可能多地保留地震遗址，而当地人却不希望看到那么多遗址；又如，外界人会质疑映秀是否应搞旅游业，但当地人为生计考虑，却迫切希望发展旅游。因此，规划几易其稿，花费了整整10个月的心血。最后的规划，是要建成一个温馨舒适、有浓厚藏羌民族特色、有抗震博物馆的旅游名镇。为当地人的生计考虑，我们为每一栋民房都设计了铺位店面。那段时间，援建组在紧迫的时间表下，每天的工作像一场足球赛：白天是“上半场”，晚上是“下半场”，深夜还常有“加时赛”。很多同志都累瘦了，我也瘦了10公斤。

2010年8月，新映秀已具雏形。就在我们筹备完工仪式的时候，可怕的“大考”来了。一天凌晨，汶川遭遇暴雨突袭，山上数十万立方米泥石流拦腰堵塞岷江，凶猛的洪水改道涌进映秀新镇，冲淹了大片房屋设施。得到消息，我们心中的悲痛无法抑制，难道两年的辛苦就这样毁于一旦？记得受灾最严重的是映秀水厂，我急忙打电话给北京的设计单位，对方说“扛得住、没问题”，事实证明，经过浸泡和冲刷的新建筑，一栋也没有倒下，我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我们离开时，映秀已经变成一座风景如画的新生小镇，一如我们当初所设想的。映秀的旅游业也发展得如火如荼，很多居民把临街房子改作家庭旅馆。不久前，我打电话给映秀的朋友，请他们帮忙订个房，谁知朋友回答“房子满了，订不到，如果周末来，连停车的地方都没有”，我听了又是开心又是感慨。在映秀度过生命中那3年，我终生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