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报4月12日“今日财经”版刊发报道《广义货币首破百万亿元》，介绍了截至3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存量达103.61万亿元，M2与GDP之比接近190%的情况。连日来，许多读者来信继续讨论如何看待我国广义货币发行量过百万亿元、M2占GDP之比高企的问题，专家学者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记者：从我国货币供应体制看，M2的主要来源是银行信贷，请问信贷增长在M2增长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

连平：1997年，我国M2与GDP之比为1.18，2008年为1.51，2012年达到1.88。该比例随着信贷增速走高而走高，平稳而平稳，回落而回落。

信贷具有多倍创造货币的功能，信贷增速高则M2增长必然就快。1990年以来，我国M2增速与信贷增速基本一致。而外汇占款则只是直接带来相应的存款，却没有多倍直接创造货币的功能。但外汇占款增加带来银行存款增加，导致银行存贷比下降，从而增加了银行投放信贷的能力。这表明，外汇占款在推动M2与GDP之比走高中的作用是间接的。

记者：请问除了银行信贷和外汇占款，还有哪些因素对M2与GDP之比高企起了助推作用？

连平：M2与GDP之比高企，存在一系列复杂因素。

一是不断增大的融资需求持续刺激了信贷投放。融资需求的增加为银行贷款投放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使有限的信贷资源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二是宽松的货币政策。1999年至2003年和2008年至2009年，我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M2的高速增长。三是国际收支双顺差大幅推高外汇占款，对银行存款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四是较高的储蓄率为银行信贷增长提供了强大资金支持。五是我国的融资体制仍由银行主导，融资渠道单一是造成贷款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记者：当前，很多人习惯进行国际比较，并以此预测通胀压力，这是否准确？

连平：放眼国际，日本M2与GDP之比1999年和2011年两次达到1:2.4。事实上，日本的这一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超过2倍，但近年来日本还处在通缩状态。可见，若无其他条件的配合，M2与GDP之比高企并不一定就直接导致通胀。

记者：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货币因素与通胀究竟有多大关联度？

连平：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对物价推动作用有一定时滞，但确实形成了通胀压力上升的货币条件。但必须看到，截至2012年底，其他存款性公司在央行的准备金存款余额达19.1万亿元，未到期央票余额为1.16万亿元。也就是说，虽然同期M2余额为97.4万亿元，但约20万亿元存款却为央行锁定，巨额流动性“刀枪入库”。因此，当讨论M2与GDP之比高企对物价的影响时，不能简单得出“该比例高，通胀压力相应就大”的结论，更不应无限夸大其负面效应，导致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慌。

记者：如何防止M2较高对通胀构成的压力？

连平：我国经济将步入新一轮发展周期，总需求仍将较快扩张；在新型城镇化推进和人口红利逐步消退条件下，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存在持续的上涨压力；资源品价格有上涨趋势，这些都会对经济产生较大通胀压力。

但货币因素对通胀的作用往往要借助其他因素才能发挥出来，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等加以综合治理。一是未来我国经济应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应将重点放在转型和结构优化上。特别是合理调节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总需求过度扩张。二是应持续实施真正稳健的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应保持在相对高位，可根据外汇占款的变动进行微调。在主要发达国家利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我国利率水平不宜过高。防止利率上升导致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三是仍应坚定不移地发展信贷以外的融资方式，持续改善社会融资结构。四是应更多地发挥汇率政策在调控资本过度流入中的作用，增强汇率弹性，减轻外汇占款增长对M2总量带来的压力。五是应努力引导银行理性经营，合理放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