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初步估算，今年我国城镇需要就业人数将达到2500万的高位，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人，就业压力很大。”全国人大代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日前在人大北京代表团审议时表示。

不只是需要就业的人数再攀新高，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大学学习工商管理专业的小吴，毕业后来北京走了多个招聘会后发现，虽然招聘企业众多，但提供的职位要么是要求多年管理经验和技术专长的高级人才，要么是待遇偏低的销售岗位，自己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不少企业也感叹，现在大学生处于中间层次的人太多，综合能力不足和心理素质不过硬，在技术上出类拔萃的更是罕见。

一边是求职人群急着找“饭碗”，一边是招聘单位求才不得。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说，“求职难”和“招工难”并存已有多年，这源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说到底，应对‘求职难’和‘招工难’问题，应从根本上加强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和服务，提升人才技能和素质，让人才和用人单位‘看对眼’。”胡卫说。

胡卫委员举了高等教育的例子，“大学生缺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在近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产生了大量对高端人才用工需求，由于当前的高等教育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滞后，大学生毕业后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和企业发展需要，不少企业纷纷从国外引进人才。“高等院校不应该关起门来办教育，应当在培育科研学术型人才的同时，加强社会应用型人才培养，注重产学研一体化，优化信息对接、就业辅导等服务。”胡卫委员说，“如果能做到密切关注‘象牙塔外的世界’，今后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可望在2800万人的基础上有新的飞跃。”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蓬勃发展。2002年底，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此后又提出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目标。但是，职业教育与现实社会需求还有相当差距，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不少代表、委员就高等职业教育提交了议案、建议和提案。长期关注职业教育的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说，“一些职业学校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不明。专业设置往往沿用普通高等院校的专业目录，学术性较强，导致学生毕业后不能马上‘上手’。”他建议，职业学校应建立健全校企结合、工学结合、定点定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少设置学术性强、社会需求饱和的专业，建立以实践为导向的课程模式。

针对农民工就业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表示，不少农村人口在中学毕业后流动到城市，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未接受职业培训。她建议，做好农民工岗前、转岗培训工作。“政府可创造条件，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培训实施农村就地培养，使他们流动到城市以后可以快速找到合适的工作。”作为农民工的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刘钟俊对于职业培训的重要性深有感触。他的一些同乡，初中毕业后主动学习了机械修理技术，拿到了电工证和家电维修资格证。

在就业市场，因为拥有一技之长，他们成了企业争抢的“香饽饽”，不仅不担心失业，还有了与企业谈判的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韩建敏表示，当前在高校扩招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与用人单位“门槛高”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她希望，一方面大学生不要一味追求好工作一步到位，也不宜扎堆大城市，可以先从基层的基础工作做起，锻炼自己，积累工作经验，有了专业素养和工作经验以后，更容易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招聘标准中频频设置“院校条款”，这种“以学校名气论英雄”的选才标准不科学也不公平，建议这些部门和单位带头消除这种“就业歧视”。

在求职难的背景下，不少人选择了自主创业。“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变化，对创业者的创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胡卫委员说，“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可延后专业学习的时间，采取人文博雅教育，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执行能力、沟通能力和终生学习能力，提升创业所需的综合素质；相关部门可为自主创业设立种子基金、提供财税支持等，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目前，关键在于要结合实际把政策细化，变成有条件、有程序、有标准、可以操作的政策，让老百姓和企业都享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