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2年1月1日，上海市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始试点“营改增”，拉开了全国“营改增”改革的序幕。随后，试点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8个省（市）及宁波、厦门、深圳3个计划单列市。在试点已满一年之际，本报记者深入上海、北京、苏州、深圳、天津，走访了多家试点企业，以生动、详实的素材反映了“营改增”在减轻小微企业负担、促进服务业发展、推动就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上海 启动时间： 2012年1月1日
一位物流业财务人员的感受
本报记者 孙 勇 钱箐旎
“‘营改增’试点一年来，我们税负下降1.9%左右，感受到了政策带来的利好。”2月21日，记者在采访上汽集团旗下一家从事仓储物流的企业时，其财务负责人说，“营改增”不仅消除了重复征税问题，还降低了企业成本，增强了企业发展动力。
“但在试点之初，我们对2012年度税负的变化情况，心里没有一点底。”该负责人说，按试点行业营业税税负测算，运输业营业税率为3%，新税制后则为运输业增值税率11%。新税制对增值税业务各项采购可进项抵扣，因此对原来没有进入营业税差额征收的物流业试点企业来说，税负有所降低，但对于运输收入占比大的企业来说，税负反而会有所增高。
“为保证平稳过渡，弄清新税制对企业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政策出台后，集团公司就邀请专业咨询机构，对集团所辖范围各项业务进行税负测算，对新税制进行培训。”这位负责人说。在“营改增”相关操作细则下发后，税务部门组织各试点企业进行新税制培训，该公司也随即组织相关人员，研习了新税制各项内容。
“再就是2011年12月，根据新税制操作细则，结合我们公司实际情况，编写了一份培训教案，包括增值税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抵扣、什么不能抵扣、对供应商的新要求、各项服务价格及采购合同签订等内容，及时对公司相关部门进行了培训。”该负责人说。
“除了财务部门，还有别的部门需要培训吗？”
“有啊，比如采购部门，这在进行合同谈判的时候非常重要。”该负责人回答说。
该负责人讲了一个生动事例：在该公司纳入试点后不久，一些供应商就开始提出，以前该公司购买他们原材料不能抵扣，现在可以抵扣了，因此采购价格也必须要提高。此时，采购人员就拿出培训资料正面回应说，“以前你们就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发票我们不能抵扣进项，今年我们能抵扣了，但对你们公司来说，税负是没有任何增加的。”
如何将“营改增”政策的效应发挥到最大？她认为，要“吃透政策、修炼内功”。
所谓“吃透政策”，就是对政策“活学活用”。据她介绍，公司在2012年加大了固定资产投入，购进了15台设备，由于可以抵扣进项税，大幅降低了购买成本。设备采购回来后，公司生产效率明显提高，特别是在降低人力成本上起到了很大作用。尝到了甜头后，该公司还将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入，尤其是加强对新技术产品和新设备购置的投入力度。
借助“营改增”契机，公司也开始“修炼内功”，加强各项内控制度实施。从购买发票，到发票的开具、传递、管理以及合同管理等环节进一步强化，加强了财务部门和各业务部门联系与沟通，财务内控水平明显提高。
同时，公司按照新税制，及时调整了生产规划布局，将部分非核心的业务进行外包，一方面提高了公司的单人产出；另一方面也优化了物流服务、流程规划等的技术水平，满足客户预期需求。
谈及未来，该负责人坦陈，希望运输业的税率能有所下降。“当然，试点的第一年都在摸索，‘营改增’政策也将会逐步完善。”
主动适应税制变化
本报记者 钱箐旎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企业而言，做好“营改增”的准备工作很关键。作为第一个试点的上海市，一年来试点成效显著，大部分企业税负明显减轻。但在试点前几个月，交通运输业中出现部分企业税负“不减反增”现象，随着试点逐步推进，税负又开始下降。
究其原因，就在于试点初期，部分企业没有主动去适应“营改增”，没有及时对政策加以研究，使得有些企业错过进项税抵扣，导致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少，税负有所上升。随着对政策的熟悉和了解，企业开始调整自身经营结构和项目，优化业务分工，税负压力又开始逐步减轻。
由于试点仅在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中进行，加之试点企业内部改革和管理还没有跟上改革步伐的要求，个别企业进项税抵扣不足导致税负有所增加。随着“营改增”的推广、覆盖面的逐步拓展，这一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
对企业来说，一项新政策的出台，需要有一个吸收消化、政策利用、内部调整的过程。如何抢抓先机，尽快“吃透、用好”政策，既是对企业能力的检验，也是决定企业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北京 启动时间： 2012年9月1日
一个创意的“增值”路径
本报记者 齐 平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徐徐展开的山水卷轴、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缓缓流动的清明上河图、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点亮全场的希望之火……为人们编织出这些奇妙视觉的，是一块小小的“水晶石”。
在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与四处创意激荡的氛围形成对比，20多人的财务会计部是个安静而平稳运转的内核。
这个地方的安静被打破了。负责财务事项咨询的王颖桌上那部电话的铃声不时急促地响起。“问得最多的是税制转换中的问题，还要向急等回款的客户解释为什么一时开不出增值税发票。”王颖说。
2012年9月1日，北京开始实施“营改增”试点改革，水晶石作为一般纳税人进入名单；如今几个月过去，北京试点纳税企业也从10.3万户增加到20.5万户，近乎增倍。
人们最关心的、也是体现“营改增”效果最直观的一个问题是，税负降了吗？降多少？在水晶石公司财务总监曲啸国看来，这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公司涉及“营改增”的业务主要是数字影像服务。“在试点前，销项方面，除了硬件和标准化软件产品的销售，公司80%至90%的收入都适用营业税。”他们用2011年度的财务指标做模拟计算，“营改增”之后税负约为4.6%，比执行5%营业税降低0.4个百分点。
在记者采访的北京试点企业中，由于各企业情况有别，企业税负减轻程度不一。总体而言，抵扣链条打通带来的减税效果逐步显现。截至1月底，北京地区增值税纳税人试点改革总减税66.9亿元（不含免、退税），其中试点纳税人减税42.4亿元，原增值税行业因抵扣增加减税24.5亿元。
与北京的产业结构相对应，在“1+6”的试点行业框架里，文化创意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鉴证咨询服务等3个行业的户数合计占比近8成。根据北京财政局的统计，属于现代服务业的一般纳税人税负下降33%，占比最高的这3个行业减税额最高。
“税负不等于成本。不排除这种情况：有的企业税收降下来了，但因为管理没跟上，成本反而上升。”曲啸国说，对于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控制成本。
“营改增”的意义，更在于促进产业链上各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为了确保最大程度地从试点中受益,水晶石在财务核算、票据管理、采购工作、业务支撑系统等方面随之进行一系列整合。
产销两端紧密地对接起来。
“好比卖电脑的，没必要知道里面的每个零部件多少钱吧？”在数字图像制作项目中也经常是类似情况：项目采购中的图像制作外包，交易频率高，而单笔交易额低，最小的合同额甚至只有几百元钱，要一一确定产销关系很难。
现在，为了满足增值税抵扣进项和销项对应的规定，水晶石要求几乎所有大型项目运作，在签订销售合同的同时，都要提交预算和采购方案。
“这不仅是合理合法纳税的要求，也有利于企业信息流、资金流的安排，能及时反映盈利水平，有效控制成本。”曲啸国说。
“我们拿到的每一张增值税发票，都是企业的钱！”水晶石公司总部财务会计部经理董鑫经常这么说。她拿出一支笔，在纸上熟练地列出算式，“你看，如果进项税不能抵扣，而销项税按6%征收，实际的税率就要达到5.67%。”
“最忙乱的那段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基本进入常态运行。”财务部门开始全面介入到从采购端到销售端的全流程管理。
在采购端，财务部门根据供货商的相关资质和历史信息对其进行分类管理。董鑫坦承，能否取得增值税发票作为进项票，或者增值税可抵扣税率的高低，都成为对供货商进行梳理的依据。个别供货商几次在结算时无法开具合同承诺的增值税发票，不仅要重新核算结算金额，还因此进入“黑名单”；在销售端，财务部门则通过销售合同和采购方案的比对，计算其中各环节纳税成本，据此推导出项目的毛利空间，并对销售部门的报价区间提出建议。
“总之，现在财务管理的‘触点’增多了。”董鑫说。
和水晶石一样，在北京财政局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多数试点企业表示，试点促进了试点企业成长和相关行业发展，企业运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得到提升。
做减法更要做加法
本报记者 齐 平
“营改增”试点以来，除总体税负下降的“减法”有目共睹，还有诸多溢出效应。以北京为例，若干试点企业实例表明，“营改增”对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现代服务业内部分工细化、试点企业管理和内控升级等，都产生了明显的助推或倒逼作用。
而“营改增”更大的意义在于朝着公平税负方向又进了一步。作为一种分配方式，也是资源配置方式，税收制度理当以公平为本。“营改增”试点得以顺利推开，关键在于通过税制完善，消除重复征税，给各市场主体营造了公平竞争环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营改增”改革为突破口的税制改革，或将成为撬动经济体制深层次改革的有力杠杆。
在采访中记者有一点感受颇深：虽然不同企业税负减轻程度不一，有的甚至不降反增，但各方对于“营改增”改革的方向普遍表示认可。这说明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问题上，共识并不难达成。
按照到2015年彻底取消营业税的时间表，任务紧迫。只有加快推进整体进程，加快拓展试点范围，做好“加法”，才能化解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税负仍不平衡的问题，更加体现公平税负的本意。
苏州 启动时间： 2012年10月1日
一位长途驾驶员的心里话
本报记者 孙 勇 钱箐旎
距离2012年10月1日刚过去一个月，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网上办税厅成功提交了224万元入库税款，标志着“营改增”试点工作在江苏省开始全面实施。4个月来，集团公司上上下下已深切感受到了“营改增”带来的变化。
张训林是该公司一名物流驾驶员，工作4年多来一直从事跑长途工作，去年10月起，张训林路上加油后的付款方式悄然改变。
“现在公司统一办理了一张主卡和相应的附卡，公司管理人员会根据行驶线路、装载量和消耗定额将主卡里的资金划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附卡里。”张训林说，“因为集团公司加入了国家‘营改增’试点，现在加油票的税都能抵扣了，在市内还能让加油站开增值税的发票，回来就能报销；要是去外地，就一定得用加油卡，以前那种发票可不行。”
“过去缺少用卡意识，认为只要有油加就行了。现在能抵扣税就是能省钱，公司业绩上涨是我们员工每个人都高兴的事。”张训林认真地说。
张训林体会到的加油变化，正是苏汽客运抓住“营改增”机会，通过规模化集中采购燃油、材料、设备等来实现成本管理的措施之一。
“上海市试点以来，我们就组织学习调研，多次实地走访上海企业，了解政策实施情况。同时收集资料进行数据测算。”苏汽外事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的企业负责人说。
苏汽外事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是苏汽客运下属全资子公司，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指定用车单位。“由于配合奥运会更新了大批车辆，现有车辆都很新，而旅游车一般要8年才会更新，我们就无法享受新购车辆进项税抵扣政策，进项税可抵扣范围又小，占企业运营成本较大的路桥费、保险、修理、人工成本均无法抵扣，初步测算我们税负将达到5.6%，税负反而比3%的营业税提高了2.6个百分点。”该负责人说。
“为解决这个难题，集团公司积极沟通协调，把我们的困难情况先后向江苏省交通厅、苏州市国税作了汇报，寻求帮助。去年9月，好消息传来，旅游客运、厂租厂包也可以参照公共交通申请简易征收办法，这是为我们旅游客运企业减负的一大创新！2012年第四季度，苏汽外事通过‘营改增’政策减少了税负1.68万元。虽然金额不多，但这是个方向。”该负责人表示。
“后面拿补贴，还不如前面争政策。”是苏州汽车客运集团在试点“营改增”4个月来总结的经验之一。
“毕竟目前试点不久，我们预想，随着‘营改增’进一步铺开，对市场的规范力度会更严，未来客运市场的竞争将会更加有序，这对于想走规范的企业来说是很有利的。”苏州汽车客运集团副总经理张海兵表示。
“营改增”的多重效应
本报记者 钱箐旎
距离上海不到两个小时车程的苏州，敏锐地察觉到了上海“营改增”试点之后将对苏州产生的影响。苏州借鉴上海市先行试点的相关经验，结合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进行反复测算和规划，把握住了税制改革的发展先机。
对苏州企业而言，“营改增”带来的最大效应，就在于通过政策的激励和引导，一方面推动产业整合，另一方面也促使企业调整经营理念和行为，提高研发能力。可预见的是，被市场“检验”后的行业竞争力将会增强，也有助于其“走出苏州、走出江苏、走向全国”。
不少苏州企业在“营改增”的推进过程中，开始积极探索集约化经营方式，包括利用政策抵扣税机遇，对旧有机器设备等进行更新换代；通过将小型车换大型车、将燃油车换燃气车等方式，加大对车型结构的调整，在节能减排上下功夫，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升业务服务水平；在企业内部进行节能意识的宣传，规模化购买原材料；将非主流的业务进行外包，强化对企业主业的投入力度等。这无疑将对企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也有助于苏州经济转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