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低增长、重负债、高失业困境的发达经济体，不仅没有在决策机制、增长政策、消费方式等方面作出深刻反思，反而不遗余力地推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并在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对于达沃斯年会提出的“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这一命题，迄今为止发达经济体给出的答案似乎更多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作为最大利器；二是依靠新兴经济体继续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然而，真正要让世界经济摆脱当前复苏乏力的困境，发达经济体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明晰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责任，坚持2009年二十国集团有关放弃竞争性贬值的承诺，为重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增长作出同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贡献。

肇始于美国进而肆虐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可谓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分水岭。危机前，发达经济体为“领头羊”，而危机后主要新兴经济体则为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到50%左右。4年来，深陷低增长、重负债、高失业困境的发达经济体，不仅没有在决策机制、增长政策、消费方式等方面作出深刻反思，反而不遗余力地推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并在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道路上越行越远。随着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竞相开闸放水，以前被称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似乎已变得“常规化”。

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经济持续低迷、债务负担难以摆脱时，该国货币政策往往表现在对内刺激通胀，对外货币贬值。如今，发达经济体着眼于一己之利，一轮接一轮地推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或可为其带来暂时性的好处，比如超低利率可以鼓励投资和消费，货币超发能够让财政亏空的政府获得融资，汇率降低则将使其出口经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增强优势。然而，这种短视的做法却在年会上引发了与会者的普遍担忧。

对内而言，危机国家内部的结构性缺陷可能因此被掩盖，其经济仍然无法通过切实有效的结构性改革而重获竞争力。对外而言，过多流动性的注入，势必会造就大量廉价资本，扭曲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为新一轮金融风暴埋下祸根。特别是在本轮货币贬值潮中，具有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的发达经济体为“攻”，新兴经济体被迫处于“守”势。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的大量流入将会迫使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升值，进而影响其经济竞争力，同时还将大大增加其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而如果新兴经济体采取资本管控、提高关税等应对举措，反过来又将妨碍世界经济走向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事实上，历史上因为货币政策或者汇率问题而引发金融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受损的事例并不鲜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曾导致多国经济严重受创。在当前形势下，一旦这种国际金融政策博弈愈演愈烈，很可能扼杀世界经济复苏的萌芽，再次造成多输的结局。

当今的国际社会正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做法均不可取。多一些对其他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责任意识，也是对本国经济负责。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年会上所说，新的全球经济时代正在到来，在这样的时刻，国家间需要更多开放和合作，人与人之间需要更多包容和团结，同时对全球经济有影响力的人也应负起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