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至2013年的这个贺岁档，《泰囧》变成了一个奇迹。它所创造的票房纪录，喻示着中国电影观众和市场的重大变化。这似乎是1997年《甲方乙方》开创中国本土贺岁片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发展。

这部电影的轰动效应显示了中国电影的自我创新能力。在《1942》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巨大的名家效应之中，这部电影异军突起，显然体现了它自身的独特性。有人说这是由于档期合适，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这个档期还有不少重量级的电影，《泰囧》的票房奇迹还是有其自身的特点。在2011年的《失恋33天》之后，《泰囧》再创中等以下成本电影的票房新高，绝非偶然，不能简单地以外部因素一言以蔽之。

这部电影是《人在囧途》的第二部，故事的基本形态是上一部的延续，徐峥和王宝强的角色也基本延续了上一部。那是一部温情的喜剧，讲的是春节回家所遇到的种种奇遇。这一次又有两个不同。一是增添了异国情调的背景。从20世纪90年代起，泰国一直是中国人的旅游目的地，国内有泰国旅游经历和泰国想象者极多，可以说泰国游是中国人国际旅游经历中最大众化的一部分。故事的背景安排在泰国，对于许多人来说既陌生又熟悉，既有异国风情，又有一定的了解，适合当下的大众。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成长，旅行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电影选择的跨国背景也是这种现状的投射。不过，泰国作为这部电影的背景，并没有构成电影的关键要素，仅仅是一个中国故事的后景。二是在剧情方面加入了为了利益的大争斗，增添了悬疑和惊险的部分，增强了故事的传奇性。同时，这部喜剧并不以王朔式的语言自来水般地奔涌来制造快感，而是能够从故事本身发掘喜剧性，故事的严密和可信给了这部电影一个坚实的基础。王宝强的表演松弛自如，徐峥和黄渤较好的驾驭喜剧表演的能力，都为电影增色不少。

这部电影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敏锐地抓住了当下中产阶层的“高帅富”——作为中产后备军的“80后”、“90后”的精神状态，凸显了当下中国的焦虑和困扰，展现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对于“幸福感”的渴望。

这里的徐峥是“高帅富”的代表，被力争上游的欲望煎熬着，被成功的诱惑吸引着，失掉了自我，家庭面临着危机，因此充满了苦恼和矛盾。他的泰国之旅充满着钩心斗角和利益追逐，已经完全失掉了对生活中其他事物的兴趣，家庭也面临着危机。王宝强则是一个卖葱花饼的“屌丝”，随着近年来体力劳动的收入增加而开始富裕起来，也怀着梦想出国旅游。这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对照：徐峥见多识广，体现国际接轨的气派，当然看不起王宝强，同时他的脆弱和焦虑也暴露得格外清晰。成功人士的自得掩不住失掉了正常情感和生活感觉的痛切，王宝强则在憨直和笨拙中表现出温情和敦厚。这两个人其实是“一体两面”地表现了中国社会当下的复杂心理和文化困扰。对于中产阶层和它的后备军来说，力争上游，渴望成功是其存在的基础。但由于这些年他们在奋斗中失掉了许多，对于这种简单的价值观也开始出现厌倦。王宝强作为“屌丝”的淳朴一面受到嘲笑，一面也受到羡慕。他的“现世安稳”的生活观，对于患病的母亲的关爱，对于生活的单纯梦想，都显示出他强大的一面。佛教所形成的超越性的氛围，更是给了这部喜剧增加了一点深度。在幽默中有感伤，在滑稽中有温情，在典型的好莱坞喜剧的表达方式之下传达了当下中国中等收入者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和文化状况，也是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所在。

《泰囧》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徐峥放弃了对利益的追逐，回归了家庭，黄渤也得到了他的期望。结尾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为王宝强偶像的范冰冰最后的出现。电影中，王宝强梦想成真，可以说是“中国梦”的某种通俗的诠释。好人好报，付出就有回报，善良和努力会收获的观念，通过大众偶像的出现得到了展示。这是意味深长的一笔，也说明我们的“中国梦”会有灿烂的结果。

我们还记得2004年冯小刚的“贺岁片”《天下无贼》中的情节。也是由王宝强扮演的“傻根”，怀揣挣来的钱回家，不相信天下有贼，最后连贼也被感动了。刘德华演的王薄在搏斗之后把钱从车厢上方传下给正在做梦的傻根，这一情节似乎是个隐喻：中国人吃过太多的苦，经历了太多的艰难，谁也不忍心让这个简单的人梦想落空。

到了8年之后的《泰囧》，还是王宝强，依然做着普通人的梦，却没有了当年的隐喻性，而是安排了一个具体的和自己偶像真实的“相遇”，显得具体而世俗。这个安排反映出这样的变化：“中国梦”在今天已经比8年前更加具体可感，更加具有现实性的一面。我以为这是《泰囧》里的别出心裁之处，也是在温情、滑稽和感动之后的惊艳，是这部电影的不可替代之处，也代言了今天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电影观众的梦想所在。

《泰囧》值得我们记住，它构成了这个新年时刻的中国的某种独特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