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

现任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1年被评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论文奖。

◇ 此轮经济增长减速是“周期性”、“政策性”，还是“结构性”？

◇ 何谓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

◇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协调配合？

中国进入结构性减速期

从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结构分析，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分析，都可看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然而，名义增速稍缓但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将让我们享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记者：岁末年初，很多研究机构对新一年经济形势作出研判。2012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中国经济在连续7个季度增速放缓之后，第四季度出现转圜。对于2013年的中国经济，有的预测将不超过7%，有的预测在7%到8%之间，也有很乐观地估计在9%以上。您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

李扬：中国经济经过30余年平均高达9.8%的增长，正在由“结构性增速”进入“结构性减速期”。因此我们判断，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位于8%左右的较前略低的平台上。而且，此轮经济增长减速不是周期性的，更非政策性的，而有着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记者：怎么理解结构性减速？

李扬：经济增长是由很多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相关的结构可以列出很多，其中最重要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

首先，从劳动、资本、技术进步三大生产要素结构来看。劳动力的增长是支撑我们过去30余年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每年1000多万农民工进城务工，加入劳动大军，有效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在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这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从资本投入来看，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将导致中国几十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趋于下降。随着储蓄率开始下降，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至于技术进步，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弊端。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自然导致未来的经济增长趋于下降。

其次，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在过去30年里，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迅速提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与此对应的，正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它表现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低的一次产业即农业等，向劳动生产率高的二次产业即工业、制造业转移。统计显示，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部门的4倍。因此，人口大规模向二次产业转移，意味着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随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二产已趋饱和，大量人口和资源要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转移。然而，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此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很清楚，所有这些变化均非周期性的，更不是政策性的，而是经济成长阶段移转使然。这是一个自然的、发生在实体层面的过程。在历史上，发达经济体也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记者：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期的判断，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的判断，二者矛盾吗？

李扬：不矛盾。我希望强调的是，我们说中国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感觉不那么令人振奋，但是，结构性减速更多的是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和机遇。抓住这一机遇，我国的经济运行将全面转移到尊重规律、重视质量、提高效益和可持续的轨道上来。沿着这一发展轨道前行，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被压去水分，更为真实，从而可能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多真正的福祉。总之，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是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证。

摒弃唯增长速度发展模式

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存在虚高成分，过高的增长成本、产能浪费和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令我们“实在”享受到的增长成果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精彩。摒弃唯增长速度发展模式的要点，主要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

记者：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3年经济工作时，明确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您对这四个“定语”如何理解？

李扬：党的十八报告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我们要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对速度的这四个“定语”，跟过去的要求有很大不同，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以前讲“平稳较快”、“又好又快”，但实际工作中落实的都是“快”。现在的提法落在了质量、效益上，重申了尊重经济规律和可持续性，这些都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

尊重经济规律，很多年文件里都没有这样强调了，作为经济研究者，读起来十分亲切。强调尊重规律，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支撑经济增长和发展变化的因素及其结构，不是拍脑袋，不是根据主观好恶，而是要在把握诸方面规律的基础上求得最好的发展结果。要讲求质量和效益。在这里，质量是和数量相对应的，效益是和投入产出相关联的。这意味着，要切实改变求量、求快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变到重质量、有内涵的发展，真正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可持续，意味着我们希望经济平稳发展，避免大起大落。过去我们讲可持续，较多指的是环境的可持续。实际上，可持续是一个涵盖内容广泛的经济学概念，环境的可持续，只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对经济工作而言，速度过高或过低，并不足构成太多的担心，最值得警惕的则是经济剧烈波动，忽上忽下。

记者：您讲到，要把增长中的水分挤出来。有的人说挤水分，挤的是统计数据的水分，您认为GDP的水分体现在什么方面？

李扬：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存在虚高成分，过高的增长成本、产能浪费和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令“实在”的增长远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精彩。摒弃唯速度的发展模式，重要内容之一是把发展中的水分挤出来。在我看来，这个水分主要不是指统计数据的水分。常有外国朋友问我，中国的统计数据中的水分有多大？我的回答是，从专业角度上看，表现为瞎编数据的“人造水分”已经大规模减少，但是，增长的外延水分、内涵水分和生态破坏水分等三类水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其一，增长的外延式水分。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在当年是内需，可提高经济增长率，而在来年则会形成供应，需要新的内需去“吸收”，如此循环往复。基于这种循环关系，我们要研究两类问题：一是过去的投资是否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二是如果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是否存在着更多的新增需求来“吸收”这些新增供给？简言之，关键要看投资能不能形成有效供应。如果这些投资顺利地形成生产能力，生产出的产品又都能被消费所吸收，那么，这种增长是无水分的；反之，如果投资不能顺利地形成生产能力，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进一步，有些投资的确形成了生产能力，但是，生产出的东西形成积压卖不出去，而且是在大量人群收入水平未能提高，从而消费力不足的同时出现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与这种状况对应的经济增长便是水分。

其二，增长的内涵水分。我们知道，经济学的内容十分庞杂，但从根本上说，就是探究“最大”和“最小”的关系，展开一点说就是两句话：以最小的投入得到定量的产出；或，以定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这些年来，我们日子比较好过，GDP增长很快，财政收入更有跳跃性增长，官方外汇储备也达世界第一。于是，在发展生产和各项事业过程中，我们比较多地强调投入，甚至不计成本地投入，强调增加贷款、减免税收、“给政策”等等，但很少顾及产出，更很少考量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我们的经济效益提高不快，有些领域，有些时候，甚至还有所下降。简言之，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依靠更少的投入便可实现；或者，依托目前的投入，我们事实上可以实现更高的产出。这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损失，应当被视为增长的内涵水分。

其三，生态破坏的水分。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伴生了高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这种粗放的方式不仅难以为继，还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破坏。据我院专家测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降低到4%左右。若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此类经济损失，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仅有5%左右。不讲生态保护的增长减少了人类的福祉。这样的经济增长当然要大打折扣。这些折扣也是增长的水分。

我想强调的是，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就是要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如果经济增速下降只是压缩了水分，这种减速是值得欢迎的。从理论和国际经验看，这正是我们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

财政货币政策需协调配合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从行之多年的需求管理，全面转变到以完善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供给管理上，尤其是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消除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财政货币政策应密切协调配合，才能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记者：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对宏观政策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李扬：鉴于我们对经济发展进入结构性减速期的判断，未来5年到1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宜从“平稳较快”转变到“稳速增效”上。所谓“稳速”，就是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并依据它的趋势变化进行增速目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不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所谓“增效”，就是要尊重经济规律，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可持续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并以此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风险。相应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从行之多年的需求管理，全面转变到以完善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供给管理上，尤其是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消除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

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对通货膨胀保持高度警惕，更应研究通货膨胀的新形式和应对的新举措。近年来，全世界的货币当局都印钞票“放水”：美联储4次量化宽松在前，欧洲央行启动最后贷款人机制随后，安倍政府立足未稳便已令日本央行制定通货膨胀方案，中国自2009年推出4万亿投资以来一直受困于货币信贷供给过多，再加上密如蛛网的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处在货币泛滥的洪水之中，但各国政府依然热衷于放水，大有“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之势。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我们要把关守住。虽然今年CPI不高，但今后不可小觑。守住CPI，是未来的重点，不要被需求管理所诱惑，要在提高效益、提高质量上作文章，要在创造有效的供给机制上下功夫。

记者：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间接调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今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您既是中国金融学会的副会长，也是中国财政学会的副会长，请您谈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怎样协调配合，才能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李扬：在最近几次中央有关经济工作的会议中，都提到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有同样的表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领域都是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对象都是货币资金，这就决定了两大调控体系必须协调配合，政策效应必须“内洽”，至少应不相矛盾，从而实现“1+1>2”。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和体制，在某些情况下，两大政策尚有掣肘的问题存在。

面对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初步想来，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说关键点大致有七个方面：其一是政策配合态势。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有松、紧、中性三种状态。简单地组合，至少可有6种状况，如“松/松”、“松/紧”、“紧/松”等。于是，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如此看来，我们行之十余年“积极+稳健”的提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其二是国债政策。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就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对象。鉴此，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国债政策上密切配合，当属题中应有之义。其三，中国进一步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建设。未来，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同工业化一样，城镇化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但是，由于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将占主导地位，城镇化的资金需要公共资金和商业性资金密切配合使用，这就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新的任务。其四，社会保障。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问题，在我国将越来越重要。各国经验显示，财政全包和完全依赖金融机制，都不可持续；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几大“支柱”。这中间，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层面可谓“犬牙交错”。其五，财政和金融之间的资金联系问题。由于财政资金广泛地存放于央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央行具有经理国库的功能，财政、金融两大部门的资金联系堪称“剪不断、理还乱”。因此，确定财政、金融两大部门资金联系的规则，便是一件大事情。其六，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官方外汇储备管理以及相应的汇率政策的责任归属等，历来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方能有效处理的大问题。在我国，这一问题刚刚破题。其七，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任务日趋复杂和紧迫，宏观调控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已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形成前瞻、全面、统一、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并据此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磨合甚至进行斗争。倘若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形成合力，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将处在极为不利的地位。远的不说，我国近年来在G20峰会及一系列相关会议上的经历，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不协调的弊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