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赴山西采访时，职业习惯，我照旧拉了张单子，行程中要到的地方，对其历史状况及今天的经济发展，尽量搜集资料，琢磨采访的切入点。到山西后，沿黄河在绵延不断的晋西北黄土高原上奔波，累是累了点，但采访十分顺利。再往前走，就是此行的最后一站大同市。

离市区还有20多公里，同行的山西同行无意中提起，这附近采凉山南麓的黄土高坡上，有一个“乳娘村”。

“乳娘村？”我追问。

“对，乳娘村。其实小村原名叫散岔村，很偏僻，很穷，过去靠天吃饭，现在也不是很富裕。从1968年开始，该村农妇就为大同市社会福利院代养部分残孤儿童。40多年过去了，散岔村90%的人家先后为福利院抚养的残孤儿童已超过1300名。久而久之，散岔村没人叫了，都喊‘乳娘村’。”

我曾耳闻过相关的新闻，虽然该村不在此行的采访日程上，但既然来了，不能漏掉基层亮点。

方向盘一打，直奔“乳娘村”。

没想到，一开始采访极不顺利。我们先找到村中的福利院康复中心，负责人警惕地盘问，严肃地告之，“为切实保护残孤儿童的权益，为切实保障‘乳娘’们在安全的环境中抚养残孤儿童，即便是记者采访，除查验证件外，还必须得到大同市社会福利院的批准，否则哪怕是当地干部领来的人也不行，各位请谅解；我们必须严防人贩子，严防别有企图的坏人，抱歉各位，这不是贴着我们的规章制度吗，不通融！”

当地干部赶忙打电话联系大同市社会福利院，我们抓紧向康复中心负责人了解情况：

散岔村位于大同市东北部山区，全村150户村民，是典型的黄土高坡农业村，目前的人均年收入在当地仍属中下水平。上世纪50年代，全国有不少福利院都有过把孩子寄养在家庭里的尝试，寄养不同于领养，主要是让孩子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得到亲人般的呵护。在大同郊区农村，人们称呼这样的村庄为“乳娘村”，称代养孩子的妇女为“乳娘”。大同地区最多时有38个“乳娘村”，上世纪90年代初锐减至5个，现在就剩下散岔村了。眼下，散岔村代养有290个被父母遗弃的孤儿，由119个“乳娘”抚养，这些孩子90%以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接近一半是脑瘫患儿。

当地社会福利院为“乳娘”制订的条件是，身体健康、对孩子有爱心、有一定经济条件、有一定文化、已婚且有抚养孩子的经验。符合条件的妇女以村为单位提出申请，经考察后由福利院授权代养。如果说几十年前，当人们还处在温饱生活的边缘时，补助的那点小米即为福利院的残孤儿童换来了乳娘们暖暖的乳汁，同时也多少增加点乳娘们家中的口粮，那么40多年后的今天，“乳娘”在散岔村已成为一种价值观，从最初的做善事，到如今全村已视做“乳娘”为特别光荣的为社会做贡献的自觉行为。“乳娘”这个称谓在散岔村早已成为泛指，几十年来，“乳娘”换了一茬又一茬，她们当中有老有小，有一家三代，也有姐妹、妯娌和母女，而且村中的许多男人也逐渐成为“乳爸”，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抚养的氛围，残孤儿童已经成为各个代养家庭的家庭成员，完全融入到“乳娘”“乳爸”的生活之中。不仅如此，散岔村数十年如一日抚养残孤儿童的事例越传越远，先是有人前来一探虚实，继而受感动者前来要求加入，如今更是有许多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志愿者定期前来义务服务，使村中抚养的残孤儿童得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关爱……

终于得到批准，我们可以入户采访。

进入的第一家，“乳娘”并不是散岔村人。

吕卫萍，大同市公交公司退休女职工，深受“乳娘村”事迹感动，几年前主动与丈夫一道，在乳娘村买了一处院子安家，经批准已陆续代养了5个残孤儿童。夫妇俩把退休金全部用在了领养孩子身上，种菜、养鸡给孩子吃，买玩具、买图画启发孩子智力。起初，他们唯一的儿子不大理解爸妈的举动，几年下来，耳濡目染，水滴石穿，现在，已经成家的儿子每个周六周日都会带着儿媳、孙女与父母在“乳娘村”团聚。吕卫萍现在抚养着两个孩子，一个是3岁的女孩党庆冉，患有脑部疾病，一个是只有4个月大的男孩赵晨超，是兔唇患儿。吕卫萍说待小晨超再长大点，一定带他去做修复手术。

采访的第二家，女主人叫朱香，是典型的散岔村“乳娘”。

朱香今年61岁，虽家境一直并不宽裕，但已记不清抚养过多少残孤儿童。这位不善言辞的善良农妇，对我们的提问坦诚相答，“我没做啥大事。都是孩子，我见不得有病的孩子没人要，得为政府的社会福利事业尽份责任。”几十年来，她用行动促成全家人共同抚养残孤儿童，把残孤儿童视为家庭成员的家风，丈夫、大女儿及外孙女，也自愿尽心竭力帮她抚养，目前她家抚养有6名残孤儿童。采访时我们提出为她全家照张全家福，嗬，这下热闹了，窑洞前孩子欢大人笑，朱香招呼了半天，孩子们还在嚷嚷“没喊茄子”……

虽然不可能对占全村农户90%以上的抚养过残孤儿童的人家进行逐一采访，但我们的采访本上记录了长长的事例：

——“乳娘”藏玉梅过世下葬那天，福利院的同志代表当地政府来了。悼词上，有这样一段文字：“你为社会福利事业，为那些没有母亲的孤儿，当了40年的妈妈，你是伟大的母亲……”藏玉梅抚养大的儿女们，从四方赶来，围在她的灵柩前。最大的孩子已经40多岁，最小的12岁。

——年过六旬的赵金梅，是村里资格最老的“乳娘”之一，也是散岔村寄养家庭管理服务站第一组组长。“那时我还有奶，是个新媳妇。”说起40多年前收养大女儿的事，赵金梅记得真真切切，因为那时她的亲生女儿刚刚夭折，她把收养的残孤女童视为自己的女儿。

——曾存莲抚养过8个孩子，是抚养残孤儿童最多的“乳娘”之一。这8个孩子中，两个患有心脏病，一个有小儿麻痹症、一个单目失明、一个椎管破裂、一个智力低下。

数不胜数，真切感人。

在晋北至今经济仍算不上发达的黄土高坡地带，这个用淳朴善良写出大爱的普通山村，今天依然平静地、心甘情愿地继续着他们举村进行的大爱接力，“有我们在，就不能让抚养的孩子不幸福”是全村的共识。村里人，无论男女，外面谁要别有用心地说他们亏待过孩子，全村人都会流泪……

作为采访者，我们在被深深感动、强烈震撼的同时，也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乳娘村”几十年来无疑是一种较好的寄养方式，残孤儿童能够从中得到到家的温暖，有可靠的保障，用大同市社会福利院负责人的话说，这种方式最明显的特征是“低物质水平，高服务水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近年来，这种寄养模式的不足也逐渐明显，如农村环境较差，孩子虽能接受养育，当所受教育与城市有巨大差别；此外，偏僻山村目前的客观环境对于孩子的疾病康复也有着诸多不便。从经济能力上讲，从社会公益进程上看，这种有组织、有保障、有规范的家庭寄养模式从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似乎更有潜力，但迈出这一步，现在仍有许多困难，如需要相关操作性强的规章，如需要跟社区沟通，引导符合条件的退休女性、待业女性积极参与等等。

目前，国内其他地区类似的“乳娘村”虽然为数不多，但也在努力探索。例如安徽合肥市郊的吕面坊村，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合肥市福利院就选择吕面坊村作为首批试点，将福利院的残障儿童寄养在农户家里，每个月给予适当的补贴和其他实物资助。现在，吕面坊村28户人家中，仍有近20户在寄养残障儿童。

这个原本不在计划中的采访结束了，我不由又想到刚进村时拍摄的第一个镜头：迈入全村最好的建筑残孤儿童康复中心时，我没想到这里的设施虽不高端，但温馨实用；更想不到这里正在细心为残孤儿童做康复训练的，竟全是与孩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乳娘”……

慢慢往村外走，总觉得心里有事，不踏实。除了问东问西，除了记录和拍照外，我还能为乳娘村、为残孤儿童做些什么。急转身，返回朱香家，掏出几百元钱递给她，特意申明，我们是路过采访，没别的意思，这点钱只是想对残孤儿童尽我们的一份心意。一直暖暖地挂在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她淡淡地说，“有我在，有我家人在，我们就不会亏待孩子们。”

“乳娘村”，这个不太起眼、不太富裕的山村，给我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顺访成了专访，当然要写报道，少不了要形容，怎么形容“乳娘村”？无私，感人，大爱，都是事实，但又都不足以概括，其意义恐怕已远远超出了做好事做善事的范畴。报道经济新闻30多年，我习惯列举数字说明问题，但再翔实的数字也没有面孔，远不及直观、真切的感同身受，尤其是在详细核实，刨根问底后，我对这些淳朴善良，并做到持之以恒的“乳娘”们只有更加敬重。

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必将发生新的更大的变化。有机会，您也去“乳娘村”看看。当您见到“乳娘”们含辛茹苦养育残孤儿童的细节，当您见到那一张张挂在各家墙上或已成为大学生，或已独立工作成家立业，或已远渡重洋仍情系这里的残孤儿童的照片，您不会无动于衷。这里有太多太多的事例会令你怦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