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是一座没有被开采的矿山，她们身上蕴藏着无限潜能，只要给机会，她们就会创造出奇迹来。人的一生中能选择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并把这件事当成终身事业，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人生吗!”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谢丽华，当过14年兵，31岁转业后进入全国妇联。她先后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门为农村妇女服务的月刊《农家女百事通》（后改名为《农家女》）、第一家专门为流动妇女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打工妹之家。

2001年，她创办了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2010年创办了北京东城区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从40岁到60岁，为农家女事业打拼、坚守了20年。

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做事执著非常投入。这些年来，我可以说是全天候、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农家女的事业

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有过14年的军旅生活。31岁转业后进入全国妇联，一步踏进“女儿国”，这才知道天底下有如此多的妇女问题。传统的婚姻模式和男尊女卑的旧观念，资源相对贫乏的生活环境，以及渴望改变命运的迫切需求，使她们成了需要关注的一个群体。我先后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门为农村妇女服务的月刊《农家女百事通》（后改名为《农家女》）、第一家专门为流动妇女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打工妹之家；创办了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以及北京东城区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等。我走的是一条公益慈善之路，把自己定位为农家女的代言人。我惦记的，是一个一个人的改变，是一个一个人的事，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农家女走过的路。

1994年初，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在泰国举行的“妇女传媒与妇女发展NGO（非政府组织）论坛”，知道了“NGO”、“社会性别意识”、“妇女参与”等好多新名词，更让我惊讶的是，我带去的那本售价只有8毛钱的《农家女》在会议上备受关注，我找到了一份自信，也找到了与世界妇女运动接轨的切入点。有了这种使命感和责任心，《农家女》明确了办刊的宗旨和精髓，并归纳成两句话：“农村妇女就像一座没有开采过的矿山，蕴藏着无限的潜能，我们的责任就是将这些深埋的人力资源的宝藏开采出来，让社会看到她们的价值和光彩”；“给你一颗果子，只能享用一次，给你一粒种子，可以受用一生”。2008年，《农家女》杂志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农家书屋必备期刊。

我每年有几个月时间在农村，经常深入到田间地头，到农户的灶间炕头，跟农家姐妹促膝谈心。这些年来，农家女们也把我家当成“娘家”走动。有落难的农家女发来短信向我求助，我会急赶着给汇去“救命钱”，而当哪个农家女有了成绩，我又非常兴奋逢人便说。正因为有这样一份真情、一份热心和爱心，我无论走到哪里，农家姐妹都会将我团团围住，有说不完的掏心窝子的话。

这10年来，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家女》杂志仍然保持着每年10万册的发行量。我们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报道农村妇女中发家致富、自强不息的先进典型。在与农家女共同拼搏、共同承担、共同成长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快乐，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从来都认为，中国人不缺善心，缺的是能把善心凝聚起来的良好机制，缺的是踏踏实实把公益事业做到实处的社会组织。

2011年底退休后，我给自己制定了“424”计划：40%精力做农家女的事儿，20%时间在国内或国外旅游，剩下40%和家人在一起。从前别人叫我“谢50”，因为我爱买50块钱以下的东西，现在进步了，成为“谢80”了。我曾在自己博客上写过一句话：“如果说这一辈子还算做了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应该说是我做了《农家女》的事情”。

如果你认为你做的事目标是很远大的，而且很有意义，是和整个民族的目标连在一起的，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随着国家对流动妇女逐渐关注，《农家女》将探索的目光扩展到了那些正准备走出农村和留守在农村的农家女们。1998年，我跑遍了北京郊区，在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大东流村创办了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

什么样的人来培训，什么样的培训最适合农村妇女？我想起曾在河北辛集碰到的几个河南信阳打工妹。她们大多数人都不识字，惟一的出路就是嫁人。看到同样一幕的还有美籍华人陶艺家储荟芸女士。就这样，在农家女学校校园里，我、吴青和储荟芸三个女人一拍即合，要一起为没有出路的贫困地区大龄失学辍学女孩找到一条出路。储荟芸拿出了自己3年里做好的106件陶艺品，和农家女学校一起举办了一场义卖活动，我们用32万元义卖所得启动了“农家女助学金”，专门资助16至19岁失学女孩到农家女学校进行短期职业培训。

我们学校的老师第一次招生去的是四川的峨边、马边彝族地区，谁家穷往谁家跑。上山、过河，见证了在大山深处农村妇女的命运。最终我们把家庭最贫困最没有机会走出来的20个女孩子带到了学校。

我们每年培训的农家女大约有1000人。她们的力量是巨大的，她们用自身的改变影响着更多的农家女。在农家女学校举行的10周年庆典上，储荟芸搂着一个女孩大声说：“她是我的骄傲”。这个女孩就是助学金项目资助的来自四川峨边第一批学员夏敏，她现在在阳光卫视从事电视编导工作。令人骄傲的还有于洪兰，她在北京成了家，做了摄影师。还有更多更多成长起来的女孩子，从她们的身上，我们认识到，只要给她们机会，她们就能为自己设计未来。

“农家女”扫盲项目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坚持做的工作。我们借鉴了美国劳伯扫盲国际组织的经验，把识字和健康、权利还有做小买卖结合起来。在扫盲过程中，让她们自信是第一步。当她们刚开始学习时，眼睛都不敢直视你，声音很低，头发乱蓬蓬的，整个人没有光彩，半年后再见到她们，眼睛亮了，会笑了，敢于当众说话，直视你了。让她们从自卑走向自信，这个过程比认字更重要。2004年，我和我的团队做的扫盲项目获国际推动扫盲组织颁发的创新项目奖。

农村妇女这个群体非常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经常和她们接触，你会被感动，你会觉得她们比你还棒，她们的身上潜力无穷

在我的心中，“农家女”机构应该成为农村妇女实现梦想的舞台，在农村建立农家女书社，为留守妇女和女孩提供帮助；在城市关注打工姐妹的就业和生存状况，为她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尽管深知这背后的每一步实践都很艰难，但是，只要能够做，我就不断地尝试。

2007年3月5日，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第一次农家女理事会召开。经过充分热烈而又认真的讨论，会议顺利完成了两个重要议程：一是讨论通过“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管理章程”；二是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理事长。从秘书长到理事长，绝不单单是一个职务的转换，我理解这是农家女机构完成了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预示着“农家女”的持续发展有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农家女”由此走上了专业化NGO之路。

农家女理事会的成立过程，也是“农家女”寻求自强自立、可持续发展和科学治理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艰难而曲折，但是“农家女”还是一步一步走过来了，它的每一步走得都是坚实的，它不仅为“农家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也为NGO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蓝本。

现在，我正在做一件帮助农家女读书的事情，在全国建立100个农家女书社。我们不选择经济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而是选择中等偏下的，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我相信每个村子都能找到这么一两个妇女，而这些人就是深入农村的最好合作伙伴，我们称其为“种子”。所以，“农家女书社”第一步就是挑选“种子”，她本身要爱看书，有服务意识，在当地妇女中有人缘，有组织能力。

挑选好“种子”后，我们会有一个3天的集中培训，书社都是设在“种子”家里，包括一台电脑（没有上网条件的可以选择一台电视加VCD机）、1000到2000本书，外加一年的操作费用。操作费用包括付给“种子”的水电房租、活动经费和每年更新20%书的费用，一个书社一年的费用大概在3万元左右。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统一挂牌，并在当地培训20至30名农村妇女，鼓励她们来读书并协助“种子”管理书社。这样一来书社落地就落得很实在。我还是坚信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改变生活。只要给予支持和引导，农村姐妹是完全能够离开麻将桌而捧起书本的。

我总是告诉那些关注关心农家女的人，农村妇女是一座没有被开采的矿山，她们身上蕴藏着无限潜能，只要给她们机会，她们就会创造出奇迹来。人的一生中能选择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并把这件事当成终身事业，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人生吗!

（本版照片由谢丽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