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志刚

编者按 近些年来，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地位正逐步发生变化，“十二五”规划纲要也适时提出了新的定位要求。如何认识这一变化，把握好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中央党校谢鲁江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解答。

近些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好我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

一

记者：把握好我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新定位，是我国在未来竞争中塑造新优势的重要前提，也是“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更高要求。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正在从被动接受国际分工安排向主动组织国际分工转变。如何看待这一转变，同时更好地促进这一转变的实现？

谢鲁江：“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风险，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这表明，我国正在着力推动由国际分工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合作者、组织者的转变。这是我国经济寻求国际分工新定位的中心内容之一。

我国对外开放的时机，正好面临由发达国家推动的、以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大转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全方位展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在全球范围内重组国际分工格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虽然从内部来说是主动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但从国际分工体系调整的角度来说，则主要是处于一个被动接受者的位置。最初是“珠三角”的“三来一补”形式，接受境外厂商的加工生产指令。后来是“三资”企业，接受境外产品生产、资金、技术、设备等的转移。总之，这种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将其不盈利或前途不大的产业和生产能力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而我国则借助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及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和接纳这种转移。至于转移哪些、怎么转移、如何进行利益分割等，当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主动权。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经济总量在国际上位次的不断提升，形成了两个突出需要：一方面是对外开放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对资源、市场、产业发展空间、收入提高空间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仅仅靠被动地等待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我国经济成长的需要。因此，我国需要按照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主动地拓展国际分工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发挥国际分工组织者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加深的需要。我国经济国际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国际分工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宽，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走出去”的数量和力度不断扩展，与各方的利益交汇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国际分工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发挥主导和组织的作用。

二

记者：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一直被视为“中国制造”的软肋，是影响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一个突出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年我们在很多科技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科技与产业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中国制造”正在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竞争转向全产业价值链竞争。有观点认为，把握我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新定位，就要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全方位提升我国的竞争力。您是如何看待的？

谢鲁江：是的。把握我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新定位，其中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逐步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从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转向全方位参与产业价值链的竞争与合作。

随着世界经济工业化、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国际分工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早是工业化国家与传统农业国家之间的分工，工业化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传统农业国家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二战”后，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推开，各国之间主要按照工业生产的产业链进行分工。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则主要是以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为导向，把成本高的分工环节转移出去，把收益高的分工环节保留下来或控制在自己手中。我国经济在对外开放的短短30多年时间里，走过了3个阶段的国际分工演变历程，即从参与产品的分工为主，到参与产业链的分工为主，再到参与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为主。成绩值得肯定。但也应注意到，我国经济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低端。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全面提升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加快从全球加工装配基地向研发、先进制造和服务基地转变”；要“完善政策措施，促进加工贸易从组装加工向研发、设计、核心元器件制造、物流等环节拓展，延长国内增值链条。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和功能，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向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集中。鼓励企业建立国际营销网络，提高开拓国际市场能力”。

由此可见，至少从国家政策这个层面，今后应以不断提升本国经济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为基本导向，在创新研发、资本经营等环节全方位提升竞争力。

三

记者：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强国战略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战略，人才队伍建设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我国正在进入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这一量的优势转向形成人力资源竞争新优势的新阶段。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如何实现这一由“量”到“质”的转变？

谢鲁江：“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在保持现有出口竞争优势的同时，要“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而这些新优势的形成，恰恰完全是以雄厚而优质的人力资源为基础的。

我国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工厂”，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及由此形成的产品低成本优势，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现在这一构成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基础正在遇到严峻挑战，意味着我国经济将逐渐失去其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既要兼顾增加就业，又要兼顾增加收入，惟一的出路就是要设法把劳动力人口众多的压力转变成为人力资源雄厚的竞争优势。为此，我们一方面要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要依靠人力资源不断提升产业价值链竞争力，以高附加值、高收入来抵消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

国际分工是产业的分工，而不是企业的分工。虽然企业竞争力是把握我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新定位的基础，但真正考验的是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是企业整合其内部资源形成的，而产业竞争力则是一个产业整合其产业组织而形成的，是所在经济体中一个产业整体的竞争力。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在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塑造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却处在刚刚起步的状态。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之一，是要有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要真正具有产业组织力、领导力，能够有效地整合产业内部的各个企业和资源，有效地形成产业竞争合力，从而有效地确立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强有力的地位和影响。有学者指出，立顿是一个跨国集团公司，在很多国家都设立了分公司，其规模是中国茶商无法望其项背的。这种说法值得注意，该公司管理方式、经营理念、市场营销等的确都非常值得借鉴。而我国的茶产业恰恰就缺乏这样的行业领导者、产业组织者来整合产业资源，带领大家走向国际市场，赢得国际竞争的优势，获得国际分工的有利定位。这是一项把握国际分工新定位急需推动的工作。

四

记者：总的来说，这些年来，我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发生着悄然变化，即从最初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加入者转变为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如何进一步推进这一变化？

谢鲁江：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改善国际分工体系，不仅仅是企业和行业的事情，也需要从国家层面认识到位，积极促进，有效服务，统筹调控。

这方面的工作至少包括3个方面：一是国际方面。这方面的工作，包括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合理化，等等。二是国内方面。参与国际分工要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机结合起来，运用国际市场、资源、资金、技术、人才，配合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帮助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分工、协调发展，拉动我国企业技术、管理创新，带动我国的企业和产业更好地走出去，等等。三是配合我国国际分工新定位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推动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有关部门要在产业政策调整、在扩大国际分工参与深度和广度的同时有效维护我国产业安全、投融资体制改革及对外投资保护、提供有效的政府咨询、服务、政策引导等方面做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