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各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在积极抢占新一轮科技竞争制高点。对于我国而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短期内来看，挑战可能更大一些，需要我们目光远大，科学部署，通过加快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积极迎接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挑战。

工业革命200年以来，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对世界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新技术的发明与普及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最近，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如何认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意义？如何准确把握科技发展新形势，抢抓战略机遇、引领未来发展？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一

记者：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正在兴起。您对这一轮科技创新浪潮的特点、趋势以及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影响是怎样的判断？

冯飞：当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在做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比如美国的制造业复兴框架和国家创新战略，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电动汽车等方面，日本的主要国家战略是发展低碳、新能源等产业，欧盟则提出“2020智慧、可持续、包容增长”战略，其他像韩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都提出了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总体上看，各国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主要是为了抢占新一轮科技竞争制高点。工业革命200年了，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而之前每一次重大科技创新都会有国家抓住机遇，实现快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显著提高。比如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德国也是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更是借助电气、半导体以及互联网技术，维持了长达几十年的全球霸主地位。如今这些国家还要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推动经济复苏和长久发展。

这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有以下3个特点：一是新兴产业群体涌现。历数工业革命200年来的每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基本上都是以单一技术的突破为特点，而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有可能是群体涌现，不再是单一技术突破为主导，而是有若干技术突破点，比如，新能源、互联网、生物产业、新材料等产业都有可能出现突破。二是新兴经济体的进入。在前几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基本上没有发展中国家的机会，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可能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重大机遇。三是这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驱动力应当来自国际合作以及产业的协同配套。能源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等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的挑战，这也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竞争，更会有合作，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与前几轮的排他性竞争有很大的不同。

二

记者：有学者提出，新型的通信技术与能源体系交汇之际，正是产业革命发生之时。他们认为，当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并以此判断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冯飞：是不是工业革命，主要是判断其对整个经济、产业发展方式的广度和深度的影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宁可信其有，这样才能把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些。当前，无论学界、经济界还是政府，对此都非常关注。德国一位经济学家曾研究过全球100多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发现每一次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技术创新就会出现重大进展，虽然不一定形成大的产业，但基础性、原理性的问题会得以突破。现在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一些技术上的创新已经到了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

三

记者：不少人认为，数字化制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将带来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对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数字化制造意味着什么呢？这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冯飞：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短期内来看，挑战可能更大一些。以数字化制造为例，它带来了什么呢？一方面是机器替代劳动，劳动力成本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对我国而言，以前靠低成本抢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优势也会减弱。另一方面是规模经济的重要性也将有所下降。在手工业时代，手工作坊能够提供个性化产品，但成本比较高；在批量工业制成品时代，虽然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产品的个性化不够；而在数字化阶段，则可以兼顾成本和个性化，成为柔性的智能制造。这意味着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非常关键，生产地与消费地可能更加接近，生产者可以随时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中国曾经通过低成本加工制造加入到全球生产体系中去，但这种分工方式可能会由于数字化制造发生一些重大变化。比如，制造地集中在低成本地区、与消费地分离的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现在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发达国家制造业迁回本土的现象。我认为，这一趋势在未来5年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决策的分散化也会带来不少影响。由于互联网、新能源本身的分散性，这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也将带来决策的分散化。分散决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企业，分散经营的比例会越来越高，运营、经营决策的分散化也会越来越明显。其次是政府，互联网的发展对政府集中决策的影响比较大。这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实质是创新驱动，需要有创新的思想、创新的技术，政府决策上也要有利于鼓励创新、扶持创业，这对我们管理经济的方式带来新的挑战。

我们也要看到机遇。当前，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在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时点上迎来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对比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阶段，我们承担着提升传统工业和发展新兴产业的“双重任务”。如果把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迎来新一轮的工业革命、超大市场规模等几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抓住机遇，我们就有可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谋得一席之地，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记者：实体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是世界经济迟迟走不出危机阴霾的重要原因。目前许多国家都把“再工业化”以及制造业的科技创新提到了战略制高点，我们应做好哪些准备以迎接挑战？

冯飞：第一，如果说数字化制造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特点，它最强的能力是体现在设计的环节。无论是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还是个性化产品的提供，关键都在于设计。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确实存在着劳动力、能源资源成本上涨等一系列挑战，是选择像发达国家那样靠机器来替代劳动，还是走自己的道路？应当是后者。我们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全把力量放在机器替代劳动、实现智能化制造上，我们既要发挥低成本优势，同时也要注意提升设计能力，增强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主要体现在研发、设计、软件、品牌等方面。

第二，人才的培养非常关键。英国的《经济学家》文章中提到，政府要做两件事，一是培养人才，二是为各类企业创造良好环境。数字化制造时代的到来，迫切需要高技能的人才，特别是能够把握数字化制造、新型工业技术的人才。当前我们缺乏的不仅是高端创新人才，更缺乏技术工人、缺乏具备操纵数字设备能力的人才，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突出问题就是高技能人才的短缺。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改革教育体制，加强职业教育，另一方面要营造尊重技术人才的社会氛围。

第三，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客观来看，我们目前的经济体制机制还是比较支持速度型的发展方式，不能满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制度需求，不利于创造力的发挥，亟待深化改革。在新一轮革命面前，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才真正有利于创新，是当下迫切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