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时节，陕西省三原县安乐镇余渭村的“80后”村民贺博正乐滋滋地“伺候”着自家大棚里的双孢菇。“我们村没工厂，农民除了种地就只能出去打工。”贺博告诉记者，去年他加入三原县食用菌协会后，找到了一条种地打工之外的挣钱渠道。“我跟孙姐学了技术后，去年拿家里一个5分地的大棚试种双孢菇，净赚1万多元。今年村里已经有5户确定要加入协会种双孢菇了，我自己还打算再发展3个棚。”

他说的孙姐是曾两次获得“科普惠农兴村”奖的三原县食用菌协会会长孙小娟。在报纸上看到孙小娟获奖消息后加入协会的贺博，是千千万万个“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受益者中的一个。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由中国科协和财政部联合实施，自2006年7月启动至今，6年来累计安排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10.5亿元，表彰奖补了6456个先进集体和个人，其中农村专业技术协会3132个、科普示范基地1596个、农村科普带头人1688个、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40个。该计划的表彰对象覆盖了全国74.61%的县域，在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资金直达，以奖代补拨千斤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奖金是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的。

孙小娟说，2009年三原县食用菌协会获得的20万元奖励资金，是她直接去县财政局取出来的。“奖项是科协评的，奖金却是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直接发放的。”

这20万元奖金虽然直接发放，却不能随意使用，而是有明确的开支范围，必须用于开展科普惠农活动，并实行报账制的资金管理方式。奖金用于弥补农村基层科普经费的不足，这叫做“以奖代补”。

说起这20万元奖金的去向，孙小娟拿出一个账本：2009年用于购买教学办公用品5万元，技术培训20场、印发资料5万份、聘请专家8名共花费6万元，科技下乡3万元，参加农高会展2.5万元，制作展板、印发教材和宣传单花去5.3万元，购买技术宣传车4.5万元；2010年参展、资料、培训、请专家、新品种示范、给贫困妇女送菌种等，又花去6万余元。“奖了20万元，最后花了30多万元。虽然花超了，协会自己贴了十来万元，但还是很值得。”孙小娟笑着说，“现在协会已经有2万多名会员，会员人均收入去年达到8000元，比全县农民人均收入高出三成。”

花超了，是科普惠农兴村奖励获得者的一个普遍现象。由于科普惠农兴村计划效果良好，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带动了大量各级政府和社会资金投入其中。

例如北京市自2007年起就每年拿出750万元投入科普惠农；青岛市科协还与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合作开展“金智惠民”创业扶持贷款，以小额低息信贷方式资助农民创业。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说：“‘科普惠农兴村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财政第一次采用专项转移支付方式支持农村科普工作，以奖代补的资金使用方式，发挥‘四两拨千斤’效能，带动了地方的配套投资。”

服务基层，土专家做带头人

科普要想真正惠农，最难的就是田间炕头那最后“一公里”。我国农村人口多，受教育水平低，八成多农民仅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要把科技成果真正应用到田间地头，就必须培养农民自己的专家，让农民在炕头聊天时就能交流种养技术难题的解决办法。”中国科协农技中心副主任刘亚东说，“我们的四类表彰对象都是根植于农村的基层科普组织和带头人，获奖人本身就是农民，是土专家。”

云南省蒙自县新安所农业生态研究会会长张跃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土专家。他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向果树专家学会了石榴栽培技术后，用自家的果园做起了实验田，第一年的产值就翻了几番，周边的村民们争相前来请教。为了让乡亲们更容易听懂，张跃伟把乡亲们带到田间地头、石榴树旁，边讲解边示范，“这些年来，协会一直坚持请专家来讲课，还不断加大培训力度，现在农民都抢着入会。”

一传十，十传百。入会的农民尝到甜头后，把技术带给更多的人。蒙自县新安镇小红寨村民古圣贤过去种石榴一亩产值才几千元，加入协会后学了技术，当年的石榴产值就翻了番。如今，他自己也成为向周边群众传授技术的“土专家”了。

来自农村，服务农村，基层土专家们打通了科普惠农的最后“一公里”。截至2011年末，“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受表彰对象已累计引进推广农、林、牧、渔业等各类新品种4.6万个（次），新技术3.1万项（次），辐射带动农户2805多万户，会员年均纯收入都高于所在县农民年均纯收入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