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出台《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生态补偿的原则,即: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不过,近几年的实践表明,生态补偿机制究竟该如何建立,始终未能明晰。
近日,广东省旨在推动对生态功能区补偿和激励的《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正式出台,引发了社会对生态补偿机制的广泛探讨。5年前,我国生态补偿原则就已明确。但从各地实施情况看,时至今日相关机制仍未完全得以理顺。
跨区补偿推进难
从今年起,四川省成都市每年从市级财政中拿出6000万元专项资金拨付给郫县,用于饮用水水源保护。郫县是成都市重要的水源地。这笔资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困扰郫县的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今年的资金已经到位,这些钱首先用于建设和维护40.8平方公里的水源地保护区,然后是帮助水源地保护区内的农民发展有机农业,减少面源污染。”四川省郫县环保局局长叶小林说。
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北部山区的抱安村,承担着三亚大隆水库水源涵养、调节气候等诸多生态功能。只要抱安农民不毁林开垦乱砍滥伐,履行好保护森林资源的职责,即可得到每人每年2400元的森林生态补偿金,初定补偿期限为3年。
成都、三亚的生态补偿机制,是由上一级政府在财政中设立专项资金直接补给下一级政府。这也是目前较易实现的一种模式。
“相对于上述两地的探索,跨市、跨省的生态补偿是难点,比如四川的沱江、岷江流经多个地市,上下游如何协商,需要四川省来筹划。”四川省环保厅副厅长钟勤建认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学家李文华同样认为,“生态补偿的难点在于地区间补偿,市与市之间的生态补偿,由省里出面解决相对容易,省与省之间的流域补偿最难解决,需要国家层面作出规划。”
补偿方式需多元
在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有一块特殊的“飞地”成阿工业园。“飞地经济”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为破解土地资源紧缺难题,在欠发达地区建设工业园区,利益双方共享。而成阿工业园却建在成都,这是四川省创新的生态补偿办法。
“成都市饮用水源主要来自岷江上游,对阿坝州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制约。”成都市副市长刘仆说,“我们采取联合开办工业园的方式,对阿坝州经济发展给予支持。成阿工业园成都投资60%、阿坝投资40%,利税按成都35%、阿坝65%分配。”
成阿工业园探索的这种产业式生态补偿方式,在许多国家已比较成熟。“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一直是我国生态补偿亟待建立和完善的内容。”李文华院士认为,生态补偿的方式是多样的,不仅仅限于直接给付资金,未来我国的生态补偿方式应更加多元,比如对绿色、有机、清洁生产认证企业和产品给予减税。
专家认为,我国许多地方正用实际行动探索着生态补偿的方式。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副总工程师穆宏强认为,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多年前便开始尝试,如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其实就是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此外,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都是从国家层面进行的生态补偿设计,而由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机制恰恰是我国的优势和特色所在。
整体规划要加快
浙江是我国第一个以较系统方式全面推进生态补偿实践的地区。2005年8月,浙江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在具体实施中,浙江省采取分级实施的思路,省级政府主要负责实施跨区域的8大流域生态补偿,市、县(市)等分别对区域内生态补偿开展工作。
虽然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但我国生态补偿的情况和问题复杂,涉及许多部门和地区,具有不同的补偿类型、主体和方式,需要国家层面的规划设计。
“当前最需要明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总体框架,明确生态补偿的范围、内涵和外延。包括农田、草地、湿地、森林、流域、生态保护区,乃至东西部整体区域发展要不要补、怎么补,都要明确。”李文华认为。
2010年4月,我国《生态补偿条例》草案起草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条例》一旦出台,意味着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迈出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