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出台《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生态补偿的原则，即：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不过，近几年的实践表明，生态补偿机制究竟该如何建立，始终未能明晰。

近日，广东省旨在推动对生态功能区补偿和激励的《广东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正式出台，引发了社会对生态补偿机制的广泛探讨。5年前，我国生态补偿原则就已明确。但从各地实施情况看，时至今日相关机制仍未完全得以理顺。

跨区补偿推进难

从今年起，四川省成都市每年从市级财政中拿出6000万元专项资金拨付给郫县，用于饮用水水源保护。郫县是成都市重要的水源地。这笔资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困扰郫县的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今年的资金已经到位，这些钱首先用于建设和维护40.8平方公里的水源地保护区，然后是帮助水源地保护区内的农民发展有机农业，减少面源污染。”四川省郫县环保局局长叶小林说。

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北部山区的抱安村，承担着三亚大隆水库水源涵养、调节气候等诸多生态功能。只要抱安农民不毁林开垦乱砍滥伐，履行好保护森林资源的职责，即可得到每人每年2400元的森林生态补偿金，初定补偿期限为3年。

成都、三亚的生态补偿机制，是由上一级政府在财政中设立专项资金直接补给下一级政府。这也是目前较易实现的一种模式。

“相对于上述两地的探索，跨市、跨省的生态补偿是难点，比如四川的沱江、岷江流经多个地市，上下游如何协商，需要四川省来筹划。”四川省环保厅副厅长钟勤建认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学家李文华同样认为，“生态补偿的难点在于地区间补偿，市与市之间的生态补偿，由省里出面解决相对容易，省与省之间的流域补偿最难解决，需要国家层面作出规划。”

补偿方式需多元

在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有一块特殊的“飞地”成阿工业园。“飞地经济”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为破解土地资源紧缺难题，在欠发达地区建设工业园区，利益双方共享。而成阿工业园却建在成都，这是四川省创新的生态补偿办法。

“成都市饮用水源主要来自岷江上游，对阿坝州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制约。”成都市副市长刘仆说，“我们采取联合开办工业园的方式，对阿坝州经济发展给予支持。成阿工业园成都投资60%、阿坝投资40%，利税按成都35%、阿坝65%分配。”

成阿工业园探索的这种产业式生态补偿方式，在许多国家已比较成熟。“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一直是我国生态补偿亟待建立和完善的内容。”李文华院士认为，生态补偿的方式是多样的，不仅仅限于直接给付资金，未来我国的生态补偿方式应更加多元，比如对绿色、有机、清洁生产认证企业和产品给予减税。

专家认为，我国许多地方正用实际行动探索着生态补偿的方式。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副总工程师穆宏强认为，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多年前便开始尝试，如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其实就是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此外，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都是从国家层面进行的生态补偿设计，而由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机制恰恰是我国的优势和特色所在。

整体规划要加快

浙江是我国第一个以较系统方式全面推进生态补偿实践的地区。2005年8月，浙江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在具体实施中，浙江省采取分级实施的思路，省级政府主要负责实施跨区域的8大流域生态补偿，市、县（市）等分别对区域内生态补偿开展工作。

虽然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但我国生态补偿的情况和问题复杂，涉及许多部门和地区，具有不同的补偿类型、主体和方式，需要国家层面的规划设计。

“当前最需要明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总体框架，明确生态补偿的范围、内涵和外延。包括农田、草地、湿地、森林、流域、生态保护区，乃至东西部整体区域发展要不要补、怎么补，都要明确。”李文华认为。

2010年4月，我国《生态补偿条例》草案起草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条例》一旦出台，意味着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迈出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