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至24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国记协组织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报告团分赴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武汉做了9场报告会。赵鹏、何盈、雷飙、朱兴建、刘彤、肖春飞、林燕萍、张萍、张璋、栾婷婷10位记者与媒体同行、大学生、社会科学工作者分享了自己在“走转改”报道中的体会与心得。

做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

陡峭的悬崖，湍流的江水，孩子纯净的笑容，对愿望的茫然……中央电视台浙江记者站记者何盈去年夏天做的纪录片《皮里村蹲点日记》展示了新疆叶尔羌河上游皮里村塔吉克族孩子艰难惊险的上学路。她说：“我想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因为我觉得一个合格的记者就该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是幸福的。”

丹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彤被当地人称为“泥腿子记者”，每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采访新闻。他最直接的感受是：只有记者“下去”，新闻才能“上来”。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肖春飞说，微博时代的记者，最缺乏的是面对面的深入采访，大家满足于打打电话，或者通过邮件采访，甚至在网上扒扒材料，但是这种新闻，不可能有细腻的表达和直抵灵魂的感动，甚至连真实都很难接近。

《人民日报》福建分社记者赵鹏说，实践告诉我们，鼻孔朝天的“老爷记者”、隔窗看景的“车轮记者”、闭门造车的“文件记者”、粘贴复制的“电脑记者”，都当不成记者队伍中的合格一员。

扎到生活最基层倾听心跳声

中央电视台记者雷飙制作的纪录片《杨立学讨薪记》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前期采访时差点放弃杨立学这个采访对象。面对镜头，杨立学总是绷得很紧，回答含糊，眼神躲闪，急得雷飙直挠头，当他拿出素材反复看时，终于发现了问题。

有一段素材是杨立学坐在床边，就着泡菜咽白饭，而雷飙却站在旁边，居高临下反复问各种问题。“我越看越觉得脸上有些燥热。如果互换一下角色，是我在为吃了上顿没下顿发愁，正在为老母亲的病情担忧时，记者却在旁边没完没了地问一些跟讨要血汗钱毫不相干的问题时，我会对记者打开话匣子吗？”

他意识到，自己的视角和站位拉远了与杨立学的距离。“我们漂浮在生活的表面，扎不到社会生活的最基层去。不把身段放下来，视角沉下去，真正与基层群众同呼吸共心跳，我们镜头里的人物是不可能鲜活起来的。”

赵鹏说，“走转改”就是要求记者具备群众意识和平民情怀，在最基层的生活中，捕捉素材和内容，用群众的视角、群众的感受表达对生活的期望与诉求。

真实记录当代中国的发展

今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四川记者站记者朱兴建和4名同事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西藏日喀则地区连续工作20多天，报道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故事。

“我希望通过报道让大家知道，这些孩子和大城市的孩子一样，都有生存的权利；……我更希望，作为新闻人的我们，能够为这些孩子做一点点事情。”朱兴建说。

他说：“‘走基层’不是简单的访贫问苦，更不是简单揭露社会阴暗面，我们更要真实地记录当代中国的发展，真实地体现我们的国家尽管多么不易却仍然在努力，我们的百姓尽管有种种困难却仍然在奋斗。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当患者理解了医生，当小贩理解了城管，当春运的旅客理解了铁路，人民也就理解了这个国家，这才是‘走基层’的价值所在。”

东方新闻网副主任朱国顺说，“走转改”对于公众了解真实的国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百姓心声的地方就是基层

有一次，有位同行问何盈，皮里村报道能复制吗？潜台词是：“走基层”如果都奔着皮里村这样的题材去做，去哪儿找啊？

经过思考，何盈得出了结论：不是只有走到了没有路的地方才是“走基层”。她说，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问题也需要记者“走基层”去反映，比如，大家印象里浙江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可今年以来也发生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外来务工人员源源不断涌入浙江，不同地域的族群之间也开始凸显矛盾……是社会哪些部位出现了裂痕？如何去弥合这些误解？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区所有的探索都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路。

“‘走基层’不唯远、不唯苦、只唯真、只唯实。只要有百姓心声的地方，只要有需要弥合误解的地方，只要有人间大爱、有诚信、善良这些社会正气需要弘扬的地方，就是我们该去走的基层。”她说。

江苏省广电总台宣传管理部主任蒋小平说，报告团的“走基层”报道，有聚焦西藏、新疆边远地区的，也有聚焦城市普通百姓的。“我觉得基层在所有的现场，新闻现场、事件现场、人物现场、问题现场。‘走基层’都应该是新闻事业的永恒价值和要求。”

（新华社记者 白 瀛 刘元旭 喻 珮

赵琬微 孙伟丽）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