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菊儿胡同”并不容易。白墙、青砖、黛瓦、冬日里萧索的爬山虎藤蔓，几乎将这个3层楼围合的小院落完全消融在周围的老房子间。

无论街市如何繁华嘈杂，进到北京的胡同里，总是清幽的，偶尔有自行车铃声和叫卖声划破宁静。“菊儿胡同”院子里是温暖的，阳光下，孩子们跑动着嬉戏，出来进去的人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这里是典型的北京百姓生活……

这不大的“菊儿胡同”，浓缩建筑大师毕生的情怀与追求。由吴良镛主持的菊儿胡同危房改造项目1992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海德格尔的理想，亦是吴良镛所愿。

建筑远远不只是盖房子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艺术品。”吴良镛这样说。当一个建筑师跳出技术的樊笼，以艺术的眼光审视建筑，也许决定了他的视野从来是向外的、开阔的。

吴良镛一直将迷人的建筑空间和美丽的城乡环境视为人类最伟大的综合创造，并努力以艺术的形式加以表达。“人类的建筑创造活动，不仅是建造房子，而是要创造居住与工作环境，包括了优美城乡环境的创造。”

或者正因为对建筑的内涵有着独到理解，吴良镛的学术生涯始终致力在拓展建筑的外延。在《芒德福的学术思想》一文中，他回忆起他的建筑理念不断酝酿、准备、成熟的过程：“我从1945年自学城市规划开始，从建筑走向了城市。漫长的而又短暂的、艰苦的而又辉煌的这57年啊！”

上世纪80年代，吴良镛提出“广义建筑学”，创造性地发展了建筑基础理论。认为要从更大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构想建筑的理论框架，要多角度地从聚居、地区、文化、科技、教育、艺术方法论等方面来认识建筑，这是对于专业科学化的一种实践，也是对传统建筑学的拓展。

吴良镛的学术研究和探索并未停止在“广义建筑学”，而是跳出学科范围的局限，从学科群的角度整体探讨，在梁思成的体形环境论（Physical Environment）和道萨迪亚斯的人居学（Ekistics）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

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是如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三大专业，也是教育部核准的三个一级学科；这三个学科作为主导学科群，再与工程、社会、地理、生态等相关学科交叉，进一步形成学科体系；其关注的核心是“人”。我国的建筑教育体系，正是遵循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发展而来。

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通过了吴良镛主持撰写的《北京宪章》。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提出“建设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这是国际建协1948年成立以来惟一的宪章。

“在实践上我从最基本的盖房子做起，后来认识到不能孤立地就建筑论建筑，需要研究城市，于是面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从事城市设计、园林景观和城市规划问题的研究。”吴良镛回忆道。

从建房子开始，却不仅仅是建房子。吴良镛的建筑理念，也正是他的实践。

求解当代中国人居问题

建筑学是否是经世致用之学，建筑师是否肩负社会责任？

吴良镛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建筑师跟所有人一样都是社会成员，要为社会服务，我对自己的事业规划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在我实践的过程中，要确定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问题所决定的。社会存在哪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就需要研究、需要创造。”

许多人高度评价“菊儿胡同”，因为它白墙黛瓦、绿树成荫之美，因为它与周边北京胡同肌理之和谐统一。然而，在吴良镛看来，“菊儿胡同”改造最根本的实质却是：老住户依然回迁到原址，但与原来的大杂院相比，有了集中供暖、独立卫生间和良好的上下水系统，原来的邻里交往并没有疏远……

人居，需要情感的交流！当代中国的人居问题，令吴良镛最为关切，也敦促他不断思索、不断实践。

这些年来，吴良镛一直很忙。他在城市设计公共建筑，也在乡村设计农村生态住宅；他参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改扩建工程这样重大项目的方案设计，也为小小菊儿胡同的四合院改造费尽心血；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北京、天津、苏州、无锡、三亚、桂林、张家港等地做城市设计和空间发展规划；他关心北京的旧城区，为白塔寺地区、什刹海地区、隆福寺地区做改建规划和设计。

这些项目，无一例外，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都是在努力解决中国城乡建设的实际问题。吴良镛认为：“我国城镇化与城市发展不同于西方，外国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城乡建设亟须适应时代和符合国情的科学创新。”

正如吴良镛所说，最近20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从1999年到2006年历时7年完成的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构建了“一轴三带”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格局，解决区域分割、城乡分立问题，指导京、津、冀三地统筹发展，使得三地功能相辅相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在苏州，吴良镛构建了古城居中、一体两翼、十字结构、四角山水的“山—水—城格局”，既保护了苏州的古城和山水格局，又重塑了城市区域空间，解决当地经济快速发展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矛盾，开名城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之先河。

“建筑师首先要具备对人的关切，因为建筑是面对人的。人的需要是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个体的需要，而是一个群体的需要、一个社会的需要。人的居住问题要求，无论在城市在乡村，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还是改革开放初还是现在，都是存在的。”吴良镛在对建筑师职责的阐释中，表达着他对人居的关注。

吴良镛得到世界同行的高度认可，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主任克劳斯评价说：“吴良镛在中国进行的广泛的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和实践……成功解决了如何保持传统文化、地方特色和社会价值观等一直悬而未决的关键性问题。”

永不停息的人文关切

吴良镛坚信“人文精神的复萌是当代建筑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他所称“人文精神”，一方面是建筑追求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是建筑对社会的关切。

吴良镛始终认为他自走上建筑之路伊始，就与社会有关。“我为什么考建筑系？中学毕业考试的第三天，学校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半夜里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早晨。学建筑是战后重建的需要。”

目睹国破家亡，吴良镛立志重建家园，投身建筑。1945年10月，他受梁思成之邀赴清华大学筹办建筑系。1950年底，正在美国留学的吴良镛几经周折，毅然回国，投身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中。

上世纪40年代吴良镛在大学期间接受巴黎美术学院式的建筑教育，后又在美国师从沙里宁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同时进修绘画、雕塑；他还潜心研究过领悟过宗白华、傅抱石、徐悲鸿、齐白石等人的艺术境界；尝试从画中学建筑、城市、人居环境，复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自然、体验人生。正如他在《吴良镛画记》中所说：“美术、雕刻、建筑、园林，大至城市规划、区域文化中，美学的思考与追求是统一的。”

吴良镛既苦心“谋万家居”，又不惜以“匠人营国”。无论是他的建筑理论发展，还是他的建筑实践，都充满着“心怀天下”的人文关切。正因为传统的技术层面的建筑学无法解决他心系之社会问题，他才不断拓展建筑的外延，构筑以“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科学。

他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可以让建筑师、规划师‘借题发挥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所在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城市建设史中，有极为丰富的人居环境科学和人文思想。”

他批评“舶来的二流货”充斥我们的城市。“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

他要求建筑师“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寻求设计的答案”，再也不能“面对建筑风格、流派纷呈，莫衷一是”，而“要首先了解建筑本质。只有结合历史、社会、人文背景，用自己的理解与语言、用现代的材料技术，才能设计出有特色的现代建筑”。

他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

“科学求真 人文求善 艺术求美”。2011年1月，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成立10周年时，中风后却坚韧地恢复、重拾书法的吴良镛挥毫写下这几个大字。这“真”、这“善”、这“美”，是吴良镛所求，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