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上，91岁的黄翠芬静静地躺着，好像睡得很香，其实她是想让陪伴自己的学生也歇一会儿。因为离得近，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同事、学生们经常利用中午时间到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来陪陪他们敬重的“老太太”。“到时间啦，赶紧回去吧！”老太太每每犹如闹钟般地准时“醒”来，还催促着身边的人。

“把我的血样拿回去，看看有没有价值。”黄翠芬提醒着在肿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学生，住院以来她自愿尝试了多种新技术和疗法，从靶向定位放疗和化疗到仍在美国Ⅱ期研发过程中的新药。

后来，她曾经请求医生早点结束她的生命，“其实她是不想给国家增添负担，给别人添麻烦。”儿女们懂得妈妈的心，在她生命中最后一个清醒的下午，她与儿女们谈到了成立青年人科研资助基金的事，之后她与亲人们说了“再见”。

2011年8月9日，我国生物工程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分子遗传学家黄翠芬走到了她的人生终点。

漂泊56天的回国路

几十年后还有年轻人问她当年为什么要回国？她很干脆地回答道，“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黄翠芬和丈夫周廷冲这对夫妻院士，曾是国防战线上盛开的一对“科学奇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大洋彼岸，黄翠芬和丈夫周廷冲立即从波士顿赶到旧金山准备乘船回国，然而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严密封锁，不让高级知识分子回到中国，移民局百般刁难不给签证。

万不得已，归心似箭的黄翠芬夫妇大胆地选择了一艘货船“偷渡”。客船的票价为每人160美元，而这家货船每人要收500美元。黄翠芬夫妇还用所有积蓄购买了实验仪器和设备，冒着生命危险，在海上漂泊了56天后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回到祖国的怀抱。

其实，在出国之前，他们的人生就与党紧紧联系在一起。黄翠芬1921年生于广东，1940年被广州岭南大学化学系录取。大学毕业后，她几经辗转来到重庆，在中央卫生实验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工作。通过未婚夫周廷冲，她结识了人生领路人——中共地下党员计苏华。

当时，这对年轻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奔赴延安，二是考奖学金出国。他们选择了前者，希望能够早日投入党的怀抱。然而，党组织希望能够为新中国储备人才，因此，计苏华要求他们出国留学。于是，他们听从党的安排，先后获得英国、美国奖学金，在海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在黄翠芬的传奇经历中，数次应邀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为人们津津乐道：1959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戴着她的第一枚军功章前来天安门观礼；1984年国庆大阅兵，作为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科学工作者”，63岁的她献给祖国的礼物是获得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一面医学防护盾牌；1999年国庆节的世纪大阅兵，78岁的黄翠芬带来了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3个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年国庆大阅兵，88岁的黄翠芬又一次站在了观礼台上。在这次大阅兵中，卫生勤务车首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它满载着全军卫生战线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自然也少不了黄翠芬的那一份。

在黄翠芬院士的简历上，罗列着一连串的荣誉：60多年来获国家级、部级二等奖以上科学技术进步奖数十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1991年获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奖；荣获总政治部颁发的一级英模奖章，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学工作者”、被总后勤部授予“优秀科技人才建设伯乐奖”和“一代名师”称号，被国务院评选为“侨界十杰”；2009年当选“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百位先进模范人物”。

在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黄翠芬也经历了许多磨难和挫折。“文化大革命”中，丈夫周廷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发配到西北放羊，黄翠芬也因“海外关系复杂”受到审查，全家6口天各一方……然而，战友们从未听到她一句怨言。

儿女们曾经问她，“那时您后悔过吗？”回答只有4个字：“无怨无悔。”几十年后还有年轻人问她当年为什么要回国？她很干脆地回答道，“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发力生物技术

“如果没有黄教授的这个果断决策，我们生物技术的研究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1982年，当比利时著名的生物化学科学家香川教授到黄翠芬实验室参观时，他很吃惊，眼前的是一座破旧小楼，恒温室设在楼梯底下的狭小空间里，隔热层用的是一道道棉帘……不由得感叹道，“想不到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能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里开展。”

早在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后，国际上普遍建立了基因重组工程技术。原来仅靠从天然产物中分离纯化的人生长激素、胰岛素等可以采用基因工程技术让它们成为重组工程药物。黄翠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场生物技术革命，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然而，由于受苏联的影响，那时还只能推行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黄翠芬的意见遇到空前的阻力。

1978年，在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的支持下，黄翠芬迅速抽调近30人分赴北京和上海学习，因陋就简办起了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研究室。黄翠芬的实验室刚成立，没编制、没房子，她等不及就说服领导，把幼儿园乔迁后留下的危楼改成实验室。

“如果没有黄教授的这个果断决策，我们生物技术的研究不知要推迟多少年！”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和黄翠芬院士共事30多年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黄培堂仍感慨万千。

实验室成立初期，30多人同时申报多个研究项目。当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基因克隆有了苗头时，为了把大家的劲儿形成合力，黄翠芬带头暂停了自己的研究项目，全力打造一支向乙型肝炎核心抗原攻关的队伍。当实验进入关键阶段，急需正常人的血液作对比实验时，黄翠芬伸出自己的胳膊：“抽我的！”仅仅两个月，乙型肝炎核心抗原基因克隆速战速决。之后，在黄翠芬的指导下，又经过序列改造把菌株的表达能力提高了2000倍。

1987年，乙肝诊断试剂盒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报奖时有人提出她应署名，因为她是决策者，在关键阶段又是她指挥所有人员暂停手头工作，集中攻关。黄翠芬说，关键技术的突破是马贤凯研究小组做的，他署名第一当之无愧。“那把您署在后面该可以吧？”“不行！如果谁做了有点参与选题和组织工作就署名，那不合适。”马贤凯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黄翠芬——我人生的楷模》。

奋战后基因时代

“我觉得，所做的事情应该是对这个社会、对人民是有好处的，是对国家建设有好处的。”

“黄翠芬院士的伟大之处在于她老人家总能站在医学科学的前沿，洞察医学科学发展趋势，准确把握科研的大方向。”黄培堂研究员这样说道。

从南方战场的卫勤总结中，黄翠芬得知前线部队在野外腹泻发病率较高，造成非战斗减员。为此，她决心把人类细菌性腹泻基因工程疫苗搞出来。基因工程疫苗潜藏着一个生物风险，一下子使用到人类不稳妥，于是她选择了先做幼畜疫苗，以找出排除那个潜藏风险的办法。

经过不懈努力，课题组研制的幼畜大肠菌腹泻基因工程多价疫苗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疫苗，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6年，基因敲除技术刚刚兴起，在美国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做，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邓初夏教授便是其中一位。一天，黄翠芬对博士生杨晓说，我已经联系好了，派你到美国邓初夏教授的实验室学习、研究基因敲除技术。

杨晓明白，基因敲除是获取稳定的动物模型，研究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发病机理、探索治疗办法的一项新技术。黄教授是要自己一步跟上世界先进水平啊！杨晓不敢懈怠，努力学习，在美国一鸣惊人，论文被SCI（科学引文索引）引用达1000余次。

1999年3月，杨晓学习期满，邓初夏教授竟舍不得放她走了。杨晓没有犹豫，毅然回到黄教授身边。回国第二天，黄翠芬把杨晓推上了中国工程院医学科学前沿学术研讨会，虽然只破例给了她3分钟的发言机会，却产生了不小的轰动。

人类基因组计划自1990年开始实施，到2001年已经破译了人类基因组全序列。黄翠芬意识到，一个“后基因组时代”开始了！

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黄翠芬经过反复思考研究，决定从危害最严重、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研究入手。因为近30年来，生命科学取得的许多重大突破性理论成果来自肿瘤学研究，一系列具有革命意义的生物高新技术也源自于对肿瘤发病机制的研究。

1999年，黄翠芬在院里大力支持下，带领叶棋浓、杨晓、周建光、胡宝成、黄君健等组建了一个研究团队，经过10多年的努力，在肿瘤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先后承担了“973”、“863”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不仅发表了一批高质量论文，引起国际反响，还获得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发明专利的潜在抗肿瘤基因治疗药物。这是黄翠芬晚年亲手领导组建的战斗在“后基因时代”的科研团队，其中有“973”首席科学家，有“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有院士候选人。

近年来，黄翠芬发现海洋生物工程、抗体工程、生物导向药物、多价活疫苗、转基因动物等高新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建议生物工程研究所开展相应研究，亲自找资料进行课题可行性论证。如今，这些项目都由所里的年轻人承担，均被列入国家“863”和“973”等高科技计划。

关于科研思路，黄翠芬一直强调要选准项目。她说，早些年的选题，主要依据军事战争和国家经济工作的需要来选题，比如战伤后的感染性坏疽、猪和人类痢疾疫苗研制等；近20多年的研究侧重于慢性病的防治，如基因工程制备溶栓药物、肿瘤防治研究等，都是关系全民健康的大问题。其次是选题思路不循规蹈矩，不重复他人的研究。比如研究方向转向恶性肿瘤时，乳腺癌的诊断治疗全球科学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乳腺癌的基础研究国内相对薄弱，而且还存在治疗耐药性的问题。此时，她就把选题思路转向少有人涉及的方向，力争通过探究发病机制找到更有效的治疗策略。黄翠芬院士曾经这样讲道，“做人总应该有个目标。没兴趣的东西，你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可是你的兴趣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所做的事情应该是对这个社会、对人民是有好处的，是对国家建设有好处的。”

甘为人梯，乐为人桥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如果能有一批人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将生物学推向前进，这个力量就将是无穷的。”

“直腰为人梯，弯腰为人桥。”总后勤部副部长秦银河中将这样评价黄翠芬的高尚品德。

黄翠芬爱才惜才，业界几乎无人不知。1978年，黄翠芬为了创建全军第一个基因工程研究室跑前跑后，好不容易争取到两个出国名额，黄翠芬却让给了有发展潜力的中年知识分子，自己则以探亲的名义自费去美国考察。回国时，她又带回了价值1万美元的仪器和实验菌种……

不仅如此，黄翠芬还发动在国内外结识的朋友、老师、同事，千方百计地打通各种渠道，先后把几十位优秀的年轻人介绍出国进修学习，同时又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吸引学成后的年轻人回国建功立业。

周建光研究员永远不会忘记，是黄翠芬院士推荐她出国深造。她在国外学习的5年时间里，黄翠芬多次利用出国机会专程看望她，了解她的实际困难。回国后，黄翠芬多次找上级领导反映，帮助她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彻底解除了她回国的后顾之忧。

黄翠芬爱学生和晚辈就像爱自己的孩子。每到春节前，黄翠芬总会在家里举行师生、同事团聚会。她亲自下厨，做出丰盛的粤菜和西式菜肴，几十个人济济一堂，边吃边聊。她的学生王国力写道，“一位人人敬仰的学术宗师，能给她的晚辈和学生做午餐，令人感动。我在她那里‘偷’学的一道‘越南饭’，至今是我家宴请同学好友的保留项目。”

聚会既是感情的交流，也是学术思想的大讨论。学生们称呼她“老太太”，这是尊称更是爱称。对学生的无私奉献和谆谆教导，让她获得了总后勤部优秀科技人才建设“伯乐奖”和“一代名师”称号。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如果能有一批人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将生物学推向前进，这个力量就将是无穷的。”

黄翠芬的遗愿，是将自己和丈夫在上世纪80年代获得的数十万元奖金拿出来，设立一个支持青年科研人员的基金，激励年轻人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努力拼搏。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万物终要汇入到浩瀚茫茫的宇宙中。作为其中一颗微微闪光的星星，我感到是那么的幸运，那样的值得分外珍惜。”“老太太”走了，她栽培下的“一树桃李”正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国内外的土壤里生长、绽放，一枝一叶都传承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延续她报效祖国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