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农村的稳定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之一。11月14日至28日，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组织中央媒体赴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开展第二批“走基层——见证社会管理创新”集中采访活动。本报记者在随行采访中了解到，这些地区在农村及城乡接合部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地区学习与借鉴。

“三网合一”打造乡村“110”

“只要打开这个页面，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板块，如果村民有诉求，都可以写在上面反映，我们会一一回复，并时时更新。”山西临汾安泽县县委副书记牛庆国边介绍边向记者展示“平安创建网”。

今年以来，安泽县实施了以“三网合一”和县、乡、村三级联动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其实就是为群众的诉求提供了一个畅通的渠道，让他们真正了解到各类涉农政策，从而做到事有人管、事能解决、百姓得福。”牛庆国说。

据介绍，为创立“三网合一”的服务平台，安泽县投入了300余万元。三网包括“平安创建网”——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种诉求和意见建议，“基层党建网”——发挥教育培训和服务发展功能，“阳光农廉网”——让群众及时、全面、便捷地了解各项惠农、支农、扶农政策。在三大板块下开设了先锋引领、三农服务、综治动态等28个便民实用栏目。

牛庆国告诉记者，现在安泽县的群众坐在家中，点击鼠标既可以查看政务、村务相关信息情况，又可表达合理诉求。在一些不具备网络条件的村，县里开通了110诉求热线电话，设置了公示墙。

“当然，如果只凭一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网络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具体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个人。”牛庆国说。

府城镇作为安泽县的一个试点，建立了乡镇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与县社会管理服务大厅和村级便民服务室，共同构成了安泽县的县、乡、村三级联动机构。镇长牛福生介绍：“服务中心由党委书记担任总指挥，政法委书记担任主任，还开通了24小时有专人接听的专线电话，以便及时处理政策咨询、诉求答复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服务中心整合了民政、财政、农经、农机、林业、司法等站所，即所谓的“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而在制度保障机制方面，府城镇还同时建立了接待登记、首问负责、领导带班、限时办结、信访陪访、责任追究等制度。“其中的领导带班和信访陪同制度，大大规范了乡镇干部的工作作风。过去有个别的乡镇干部十天半个月都见不到群众，上班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现在不行了，严格按照制度办事，要和老百姓面对面，解决不好，不仅群众不满意，自己也交不了账。”牛福生说。

在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下，村级便民服务室可以说是“第一道防线”，也是与群众接触最直接的一环。高壁村村民张学胜说：“以前我们要反映个情况，必须到村干部家里去，遇到家里没人，就很麻烦。现在不一样了，直接到便民服务室，村干部一般都会在，而且马上就会帮我们解决问题，效率很高。”

高科技筑起农村治安“篱笆墙”

“你别小看这些摄像头，它时时记录周围发生的一切，作为24小时‘不下班’的警察，它们对犯罪分子形成了强大震慑，同时也为公安机关破获案件、打击违法犯罪提供了有力支撑。”石家庄栾城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管云天告诉记者。

管云天说的这些摄像头指的是散落在城区党政机关、公园广场、街道路口和农村的村口、学校、集市的治安监控器。

2010年11月，栾城县政府采取“政企合作”模式与石家庄市联通公司签订了“数字栾城——全县域视频监控网络”项目建设协议，投资7000余万元，在全县173个村安装了视频探头1809个，实现了县110监控指挥中心、公安派出所、乡村视频监控系统三级联网。

栾城县视频监控网络搭建起了创新社会管理的平台，同时也成为城乡社会面管控的一个有效手段。

今年8月24日晚，在监控室值班的窦妪镇北赵台村治保主任李志山，通过视频监控发现在村头电线杆喇叭下有村民打架滋事，他迅速赶往事发地，在他的调解下，事态很快平息了，双方握手言和。

“从前我家里养了两条狗，还是经常丢自行车、电动车等东西，小偷防不胜防。现在家门口就有一个监控器，家里没有养狗，也觉得安全，心里踏实。”窦妪镇南赵村60岁的老人常江瑞讲述着一个小小探头带给他生活的变化。记者了解到，现在南赵村的村民对社会治安满意度达到98%。

应该说，栾城县视频监控网络的搭建，弥补了农村管控能力相对薄弱的“短板”，事前预防，及时发现各类警情和信息；事中处置，对发现问题迅速采取针对措施，稳妥处置；事后打击，监控录像为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打击犯罪提供证据。

今年8月29日，栾城县公安机关综合运用视频监控、GPS定位等措施，成功打掉一个流窜该县和周边鹿泉、井陉、辛集、晋州及衡水市等地的系列砸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20余万元，受到群众称赞。

“原来，民警开车到管辖的16个村巡视一遍要用4个多小时，现在用探头走一遍仅需十几分钟，发现警情到派警赶到现场最多不超过20分钟。”窦妪镇派出所副所长白卓宁说。

据栾城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副主任牛翔忠介绍，网络工程试运行以来，通过监控网络发现各类警情90余起，破案30余起，发案率同比下降21%，群众的安全感明显增强。

“四权四制”化解邻里矛盾

“你们看到的这片住宅楼，是神华公司为了安置塌陷区村民而统一建的。目前，乌兰木伦新村的村民基本上都搬进去了。”展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排排整齐气派的“小洋楼”，如果不是听乌兰木伦新村党支部书记王朝介绍，真看不出这里是农村。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东南部的乌兰木伦新村，煤炭资源丰富，全村共有大小煤矿11个。多年来，乌兰木伦新村由于进驻的煤炭企业众多，导致村企矛盾、土地纠纷十分突出。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从2008年开始，村里开始实施“四权四制”。其中，“四权”包括党支部履行决策组织权、村民代表会议履行决策表决权、村委会履行决策实施权以及村民履行决策监督权；而“四制”则相应代表决策启动机制、民主表决机制、组织实施机制和监督评议机制。

王朝介绍，“四权四制”中党支部和村委会只是负责对整个决策、管理、监督等活动的组织以及实施村民代表通过的议案决策，不再像之前那样包揽所有的环节。在“四权四制”中，村民会议显然成为了村级组织中最高的权力机构。

“我们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必须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只有他们同意了，决定才能实施下去。”村委会主任王学仁告诉记者，村里共有村民代表34人，都是由村民自己推选出来的。在村民代表会议的表决中，必须有三分之二的代表通过，才能形成决议。“村民代表也有任期，村民如果对他们不满，可以随时罢免他们。”

高海林是乌兰木伦新村的一名村民代表，他是2009年当选的。他给记者讲了一个帮村民争取住房的事。当时，有位外嫁到其他地方的女村民，由于其户口没有迁出乌兰木伦新村，所以村里分房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也能分上一套。但是，按照当地的旧俗，村里没有给她分房。“我觉得她的要求还是比较合理的啊，毕竟她的户口在村里，男女平等，所以我在村民代表会议上提了出来，后来获得通过。村里给她补分了房子。”

据统计，自“四权四制”实行以来，乌兰木伦新村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共调解矛盾纠纷105起，分配征地等各类补偿款累计1.26亿元。“现在，村里的矛盾化解率不断提高，信访量不断下降，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社，大事不出村’。”王朝感慨地说。

调解员“下访”进家解“疙瘩”

过去的山西长治市长子县，是个出了名的“上访大县”，每年越级上访多达数10起。然而自2008年开始，这个“上访大县”的帽子被彻底摘掉了，已实现连续3年“零上访”的纪录。

变化从何而来？记者在采访了岚水乡和“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西郭村后找到了答案。

岚水乡是长子县内一个典型农业乡，辖23个行政村，4785户，约1.8万余人，有4万余亩耕地。“对农民来说，存在的主要矛盾与问题就是房屋和土地，为此，我们在乡里成立了民事纠纷调解委员会，所承担的调解范围基本上囊括了农村事务的主要方面。”县委书记张圣向记者介绍。

岚水乡民事调解委员会有14位调解员，都是通过全乡公开选聘的有威望的群众代表。调解委员会设2名常务委员在乡政府日常坐班主持调解工作，并24小时负责接听上访电话，其他调解员的工作则是做巡回上门调解服务。“真正实现了从之前的群众‘上访’到调解员‘下访’的转变。”张圣说。

苏建国是岚水村民事调解委员会主任，今年4月，他出面解决了一起村民间的矛盾纠纷。正值村民忙着播种玉米的时节，村民李某由于私自焚烧秸秆，导致火势蔓延到邻地村民赵家，直接将赵家100米长的蔬菜大棚烧了个精光。就在赵家闹着要去派出所时，苏建国听说并及时赶到了。他先跑到大棚户赵家了解大棚收入情况，再极力劝说赵家接受赔偿，并与其核算赔偿金额，之后又来到肇事方李家寻求赔偿底线。在苏建国的斡旋下，两家最终达成赔偿协议。“村民的事大多都是些小矛盾小纠纷，只要多点耐心，劝一劝，就能解决。”苏建国感慨地说。

宋村乡西郭村，位于长子县城东2公里，共有村户238家。到目前，该村已连续30年无上访案件、无刑事案件，是个典型的“和谐村”。村委主任任成龙告诉记者，今年9月，村里成立了民事管理委员会，主要承担矛盾排查调处、红白事服务、农经合同管理、建房规划管理等4种以家庭为单位的事务性工作。“特别是对村里红白事宜的管理，真正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任成龙说。

现年66岁的苗培元是西郭村民事委员会的协管员，谈起自己的工作，他有很多心得。“我们村里之前结婚办酒席，都是吃大锅饭，大规模办酒。人多了，就容易引发矛盾和事端。这三四年来，村里规定不得大规模办酒，这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啊。”

记者了解到，“民事管理委员会”是政府职能部门便民服务下沉在西郭的“落脚点”，它实现了与公安、法院、工商、农经、国土、人社等27个单位服务群众资源下沉到农村的对接，切实降低了村民的出行成本和精力成本。

“和谐拆迁”让群众得实惠

拆迁，这一涉及千家万户根本利益的工作，向来是城市管理中的一部重头戏。在拆迁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能否及时解决、处理得当，是否让当事方满意，已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记者来到山西长治襄垣县，探寻这个古老县城是如何做到“和谐拆迁”的。

进入襄垣县，一排排灰白色调、排列整齐的楼房，显得格外淡雅别致，让人有一种宛若置身江南小镇的错觉。“这些楼房，基本上都是拆迁安置房，是我们县‘和谐拆迁’的成果。”县拆迁办副主任冯二虎介绍说。

据了解，当时襄垣县的拆迁范围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十几个城中村和周边村的农户，拆迁工作可以说是相当繁重。

“房子牵涉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要做好拆迁工作，我们首先把拆迁改造的决策权交给了群众。”冯二虎介绍，县里实施的《房屋拆迁实施办法》其实是有过一些改动的。比如之前的实施办法规定，砖混结构的房屋住宅置换面积是1：1的比例，而在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后，就将这个比例增加到1：1.2；还有，针对县里一些农户家院落面积大而住房面积小的情况，《实施办法》规定以6.6：1的比例置换回迁后的房屋面积。“只要是老百姓提的合理意见，我们都会接受。”冯二虎说。

现居住在迎宾西路的老大爷刘有库是襄垣县的第一个拆迁搬迁户。拆迁之前，这个迎宾西街就是刘大爷家所在地——西关村陈家圪道。“我觉得岁数大了，做不了什么贡献，就给县里打响头一炮，带领大家支持县里的拆迁工作。”刘大爷对记者说。

刘大爷家之前是自己盖的院子，前后院大概有600多平方米，但是住房面积不大。拆迁后，依据县里的《实施办法》，他分到3套住房，两间门市，共有364平方米。而由于是第一个拆迁户，县里还让刘大爷优先挑选房屋楼层。“家里之前主要是做水果买卖的，一年收入也就1万多。现在我把楼下的两间门市租出去，一年租金就是5万元，收入增加了好几倍。像这样对县里发展好，又能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的事，谁能不支持呢？”刘大爷笑着说道。

“我们的工作说到底就是‘五公开’、‘十让利’。”襄垣县政法委书记孙泽强介绍，“五公开”即信息、政策、评估、程序、照顾公开。“十让利”除了包括住宅面积让利，还包括了商铺购买、拆迁补偿费、附属物补偿、临时安置租赁房补助费、搬迁费等10个方面费用的让利。“我们实际上是考虑到群众拆迁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尽量给他们最大的实惠，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最大程度让利于民。”

3年的时间，襄垣县实现了3000多户居民的拆迁及安置工作，做到了没有一起群众上访事件的“和谐拆迁”，县城绿化率达到45.6%、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2.87平方米。群众不仅从拆迁中得到了真正的实惠，还见证了自己的家园变得如此美丽。

维稳新模式凝聚村民心

“房盖高了，心拉远了；干部多了，活动少了……”这是河北沧州市肃宁县师素镇前堤村哈根善老人眼中的老前堤村。

从2010年开始，哈大爷生活了一辈子的前提村慢慢发生了改变。“村里成立了村代会，大事儿小事儿让老百姓说了算，成立了巡逻队，村里的治安也好了。”

肃宁县是传统农业县，全县33万人中有29万是农村人口，农村社会管理工作任重道远。从去年开始，肃宁县通过大力发展维稳、民主、经济等群众“自治组织”，编织了一张覆盖“三农”的“大网”，使处于“分散”状态下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有效解决了农村维稳难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原来村里的事儿党支部、村委会就定了，很少征求村民意见。日子久了，村民要么觉着什么事跟自己都没关系，要么专挑刺儿，就连村里卖棵树的钱都会有人盯着。”韩英建在肃宁县师素镇前堤村当了16年的党支部书记，已经记不清群众上访时，他做了多少次“被告”。

去年，村里建立了“两会”——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监督委员会，由此形成了党支部领导、村代会决策、村委会执行、村民监督委员会监督的组织新架构。

“现在村干部不再单打独斗了，大事小事让村民明白，让村民做主，疙疙瘩瘩的事明显减少了，我现在能集中精力投入发展村里经济，带领村民致富了。”韩英建轻松地说。

过去的西辛庄村小偷小摸不断，矛盾纠纷也不少，是村干部眼中的问题村。而现在的西辛庄村，平安和谐。村民们都说，这稳定局面的得来要归功于“3+1”维稳模式。

70岁的孙国恩是万里镇西辛庄村村民，谈起村中变化，他感触最深的是稳定。“我们村是蔬菜专业村，村外是市场，村里人来人往，但治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晚上睡觉忘了锁门都不用担心丢东西。”

据肃宁县政法委书记张占山介绍，该县探索的以农民为主体的“３＋１”维稳模式，就是在村级建立“综治站、综治小区、综治小组”三级组织和村治安巡防队，这一模式的推行，将全体村民都发动起来，自觉加入基层治安管理组织，将维稳关口前移，为自己“看家护院”，把有限警力与无限民力结合起来，实现了矛盾纠纷和治安隐患第一时间知晓、第一时间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