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天津调研时语重心长地说,金融危机已经4年了,这4年给他最深的教育就是,一个国家要想能应对危机,必须有发达的实体经济。我们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在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这不仅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而且是使我国具有长远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随后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近期经济工作时也明确提出,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使民间资本有信心、有条件专注于实业发展。
这些情况表明,眼下实体经济有所弱化的苗头已经引起中央高度警觉,继续保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将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一)
□ 金融套利令人咋舌
□ 实体经济不被青睐
□ 实体经济弱化出现苗头
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和企业出现了资本大量抽离实体经济的“去实业化”现象。以实业为主体的浙商群体、以资源开发为主体的晋商群体以及许许多多的民营企业,纷纷投身房地产、股票、艺术品等领域。以浙江省为例,从2004年到2009年,制造业投资增幅从27.9%下降到7.4%,连续6年回落,目前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资本配比基本上是主业、房地产、金融证券投资三分天下,而且后两块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温州,这个曾经以实业为本和踏实创业著称的城市,开始盛行“一流企业去放贷,二流企业做房产,三流企业做市场,末流企业做实业”的说法,搞实体经济成了最没出息的选择。撤出来的大量资金用于炒房、炒股、炒钱、炒煤、炒古董,四处上演“游资凶猛”、制造泡沫的故事。
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把投资重点转移到房地产业、银行理财与信托投资上来。从海尔、格力到七匹狼、雅戈尔,从国美、苏宁到五粮液、阿里巴巴,各路人马大规模进军房地产业。央企也对参与房地产市场十分积极,在国资委干预下,78家央企才迫不得已地退出。2011年上市公司中报显示,相当一部分企业将资金大手笔地用于银行理财和委托贷款,如海螺水泥投入40亿元、陕鼓动力投入26.5亿元买入银行理财产品;钱江生化的委托贷款共计1.4亿元,利息收入高达1680万元,比其一季度1369万元的净利润还高;武汉健民委托贷款1.5亿元,一年利息收入达3000万元,而上半年的净利润也不过3620万元;ST波导虽然主营业务一度接连亏损,但今年中报显示净利润为3514.58万元,其中委托贷款所取得的收益为1773.83万元,占净利润的比例高达50.47%。一边是金融套利令人咋舌,一边是实体经济不被青睐,实体经济弱化已出现明显的苗头。
现代经济中,资金的行业间流动很正常,也无可厚非。但当这种从主业转向房地产、从实业转向投机的行为成为“集体行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气候”,无疑是一个危险信号。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资本撤离相伴随的,是实业之“心”的冷却。当年曾被视为商业偶像的艾柯卡、杰克·韦尔奇、松下幸之助等实业家不再是潮流之选,巴菲特、索罗斯成为新时代的崇拜对象。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忧虑地说,他的企业家培训班学生中已有不少人萌生退意,向往成为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的投资家,总之是不愿意再干实业了。
我国最短缺、最珍贵的企业家人才队伍中,一些人在虚拟化、资本化的大潮下急速转身,创业、拼搏、奋斗的精神日益“落伍”,浮躁、欲望、焦虑的情绪四处弥漫。“在炒作投机的大环境下,这些企业家不再相信时间能够带来价值,失去了做实业的耐心,转而追逐更快的短期收益,进行资产投资,例如股票、房地产、高利贷等。”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就此指出:“这对我国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二)
□ 产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 繁重的税费、利息负担
□ 实体经济“失血”在所难免
资本的天性就是流向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它敏感的嗅觉总能在不同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之间作出比较。算起来,1998年至2008年是我国产业资本利润率回报十分丰厚的“黄金十年”,一般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高达30.5%。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要素价格的扭曲——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再凭借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获利不难。但近一个时期,由于劳动力、土地、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外部环境恶化等种种因素叠加,产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60%至70%面临严重生存困难,今年前7个月整体利润率不到3%,而同期人民币存款的年利率为3.5%。投入实业的回报还不如“存银行”,难怪人们宁愿用资金放高利贷,也不愿意发展实业。
成本在不可避免地上涨,繁重的税费负担又进一步摊薄了利润。不少企业反映,要缴纳的各种税费项目多达数十个,除了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还有城建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以及各种行政事业收费和社会保障缴费等,再加上一些地方以摊派、罚款、检查、评比、认证、培训为形式的各种乱收费层出不穷,让大量处于创业和增长期的中小企业不堪重负。
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想自主创业,先算了一笔税负账,按照年营业额100万元、利润20万元估计,最后能挣到的钱可能还没有上缴的税费多,结论是“创业不如去打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主说:“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缴纳各项税费,恐怕中小企业要死掉一大批。目前大多数人采取的策略是逃税,如果对方不要发票我们就便宜一点出货。”
有调查显示,49.9%的企业认为“税费、社保等负担过重”是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一些代表委员提出,企业的税费负担普遍相对较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他的《关于降低税费减轻企业负担的建议》议案中指出:“目前企业本来利润很薄,再加上税费负担比较重,使其无力进行升级换代和技术改造,也无力进行科研开发的投入,最终导致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甚至正常生产经营。”
除了税费,还有沉重的利息负担。深圳福田区政协副主席李宁长期关注中小企业发展,据他观察,在银行收紧信贷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在过去的1年里上涨了40%至50%。“从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贷来的钱,月息少则3分,高则5分,有一些年利息甚至超过60%,企业根本没法承受,贷来的钱只能购买原料,大部分利润都要拿去还贷,坏账也有所增加,生存环境确实极其艰难”。
当实业举步维艰之时,人们发现,以银行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领域更容易赚钱。沪深两市2132家公司披露的三季报显示,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息收入高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25.67%;实现净利润6978亿元,几乎占全部上市公司总盈利的一半;1000多家实业型上市公司苦拼苦熬,还不如16家银行挣得多。
银行利润大幅增长,当然是件好事。同时也要看到,上市银行之所以能旱涝保收,主要来源于净利息收入。银监会2010年的年报显示,净利息收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收入的贡献率达66%。业内人士分析,这两年,一边是储户存款负利率,一边是银行贷款高利率,信贷资金在银根收紧、流动资金需求量大的形势下越来越成为紧缺资源,贷款利率“坐地起价”,进一步保证了丰厚的利差。但是,对实体经济而言,这未必是件好事:一边是还息压力加大,一边是大量资金从实业中抽离,去买理财产品、做委托投资。能挣大钱、挣快钱,谁还愿意吃苦流汗地投身实业、发展实业?实体经济“失血”在所难免。
(三)
□ “轻税薄费”
□ “破壁拆墙”
□ “脱胎换骨”
真正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是实体经济,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国家之本,对长久保持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应对危机之际,更需要有发达的实体经济,才能减少泡沫经济对财政金融的冲击,减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带来的不利影响,使自己屹立不倒。
回望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给我国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尤其是2001年入世以后,我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突飞猛进,涌现出联想、海尔、华为、奇瑞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广大中小企业也是生机勃勃,创造了全国60%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完成了全国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着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黄金时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对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危险性有了深刻认识。汲取教训,“再工业化”、回归实体经济成为许多国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重建竞争优势的战略方针。“中国制造”虽然遭遇寒流,但是有国内市场的旺盛需求,有相关政策措施的及时出台,迅速渡过了难关。我国产业结构也进入了升级转型的重要时刻,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景广阔。面对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实体经济,以更大的力量发展好实体经济,切不可走上发达国家曾走过的弯路。
现在的关键是如何“使民间资本有信心、有条件专注于实业发展”?这就使人们不能不关注以下几点:
“轻税薄费”。从今年11月1日起,我国提高了企业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这是财政政策定点、精准扶持支持小微企业的举措。但要看到的是,我们要解决的是整个实体经济负担过重和发展减速问题,一星半点的让利还远远不够。在这方面,有些地方的做法值得称道。例如广东佛山,实体经济发展一直很快很好,2010年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大关,成为全国大中城市的第5位。但同其他经济规模类似的城市比较,佛山的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只有他们的60%左右。对此,佛山市委领导说,“一谈到这个指标,我们就气短了一截。但是,给企业多留一点,又有什么不好呢?”这种权衡“舍”与“得”的发展逻辑值得思考借鉴。
“破壁拆墙”。2005年和2010年,中央两次颁布“非公经济36条”,再三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金融、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但是在实际执行中,阻挡民间资本进入的高墙壁垒依然存在,使得大量资本游离于实业之外。对此,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孔泾源认为,鼓励民间投资实业应做到3个创造:一是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发展环境。现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要素的使用依然是国有经济占优势,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民营企业平等使用要素的政策;二是创造各类经济主体公平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一些领域,虽然说民营经济可以进入,但实际进入不了;三是要创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受到保护的法制环境。
“脱胎换骨”。实体经济要保持长久活力和吸引力,一是要发展中高端制造业。我国有着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个别产业上也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但总体看,实体经济还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由于自主核心技术的欠缺和制造工艺水平的落后,无法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持久的发展。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认为:“要引导‘中国制造’的企业向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学习,学习他们的精工制造、高端制造,才能真正为中国经济打下扎实的实业基础。”二是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有较高的风险﹙主要是技术方面﹚,但有着高收益预期,又是国家大力提倡和支持发展的,政策风险较小,对民间资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创新投融资体制,使充裕的民间资金更有效地投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