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2010年底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7.5%，预计到“十二五”末，这一比例将超过51%。这要求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低碳城市和生态城市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则提醒，我国生态城市的建设要避免泛滥化和随意化。

何以“加强低碳城市和生态城市建设？如何“避免泛滥化和随意化”？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

记者：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目前我国提出以生态城市和低碳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地一级城市已有250个之多，占同类城市的比例达到90%。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城市所确定的生态城市发展目标差异很大，即使同区域的同类城市，其指标也大不同。从你们掌握的情况看，这些城市一般都是怎么样规划建设的?作为主要研究机构，你们是否建立了生态城市指标体系?

李迅：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弄明白一个问题，就是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反映的本质是什么？

记者：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采访中也常会遇到，它困扰着相当一部分城市管理者和做规划的人士，求同吧，不适合自身条件，求异吧，又没有依据可证明自己是对的。

李迅:说起来很复杂，但我们可以简单表述一下，那就是构建生态城市指标体系过程的实质是对生态城市价值、理念和内涵问题探讨的过程。

生态城市是当前人类追求生态文明背景下确立的一个新型城市发展目标。过去200多年的工业时代，城市给人类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多方面的伤害。城市既是问题的制造者，也是问题的受害者。而在生态文明的背景下，现在城市发展更多的是倡导和追求生态宜居的理念，提倡和期许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因而，在叠加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之后，生态城市演变成为一个具有复杂科学的有机综合体概念，生态城市基于生态学原理而又不仅限于生态学原理，需要用复杂科学理论来支持其发展。

记者：这意味着其内涵很丰富也复杂，比如多元性。

李迅：是的。大致可以从以下四点来理解：

首先就是你说的多元多样。生态城市首先应强调生物多样性的原理。根据有关研究表明，地球上共有870万个物种，但目前地球上物种因人类活动而导致的灭绝速度已经大大超过新物种的进化速度，这是地球上自恐龙灭绝以来的首次出现这种严峻局面，因此，维持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城市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循环利用。生态城市遵循物质不灭定律，强调物质发展模式的循环、再利用。在生态城市世界中，所有的物质都是资源，都是可以再生利用的，没有所谓垃圾的存在，同时强调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应该在城市内部获取，以便更好地实现资源的再生利用。生态城市将工业时代长期以来从资源到产品到垃圾的线性发展模式，转变为从资源到产品到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使得人类发展实现了从摇篮到摇篮，而不是从摇篮到坟墓。

第三是和谐共生。生态城市中物种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的，而不是互相侵害、战胜、毁灭的关系，应该摒弃以往人定胜天的观念，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强调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和谐相处。

第四是幸福快乐。从人类自身感受来讲，生态城市应当是让人感受到幸福、宽松、愉悦、快乐，而不是紧张、急躁、压迫、焦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离生态城市还有一段距离。

记者：基于上述内涵，你是说，不光生态城市目标实现，就连指标体系的确立本身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李迅：是的，这个过程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生态城市的实现还包含着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强调公众参与，强调维持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如果在没有人气的情况下，即使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都建设好了，也不能称之为生态城市。但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生态城市不是乌托邦，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需要由点到面逐步扩展的。

记者：有没有可供借鉴的模式？

李迅：在发展模式上，生态城市强调一种新型的生产生活方式，即生产方式循环发展，生活方式节制有序。与之相应的，未来生活幸福与否的评判标准也将不再是以大而高、奢侈而过度为特征的，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系列新概念的应用，如“低冲击开发模式”、“土地混合利用”、“职住平衡”、“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利用”、“垃圾资源化处理”等。

记者：到目前为止，各地对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的探索有什么进展或是经验教训？

李迅: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是生态城市内涵和目标的具体化，其构建目标是使生态城市这个抽象的复杂系统变得可理解、可量测，可引导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因此，伴随着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热潮，各地也在积极进行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的探索。目前，我国已经有一部分先行的试点城市项目取得了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方面的初步成果和经验。

记者：请推荐几个有特点的。

李迅：比如唐山曹妃甸，特点是通过将指标体系分为针对政府、企业、公众三个不同实施主体的版本，并与不同层级的规划相结合来探索指标体系的实施应用；再比如天津，这里的特点是关注指标体系宏观层面的框架设计，关注区域协调发展；而北京长辛店低碳社区的特点是注重指标体系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上的探索应用；深圳的特点是关注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重庆的特点是关注城乡协调……

总的来说，各地在探索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的时候，不但注重了共性问题的研究，同时结合各地地域特点，对指标体系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良，使之更具地方特色。

记者：如果是个正在做规划的城市，那么在构建生态城市指标体系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李迅: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对于实现生态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生态城市指标林林总总，很难寻找到一个科学、权威而又普适、达成共识的指标体系。从大的原则方面来讲，全国性的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应当注重宏观层面的把控，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普适的衡量和评测；地方性的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应当在全国性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的指导下，结合地方特色进行扩展和实施应用。两者既一脉相承，又应当各有侧重。但在构建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的过程中，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都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

首先，根据不同的评测目标，可以选取不一样的指标。如我国南北方地区气候迥异，可根据不同的地方特色来确定各地指标体系；另外，新城和旧城也应当根据发展阶段和规模确立不同的指标体系；

其次，指标和指标值应该分阶段，动态变化。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指标也应当有所调整和变化。如垃圾填埋量作为评判资源化处理循环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现阶段受制于客观因素的影响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远期随着垃圾零填埋理念的倡导，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关注。相应的，指标值也应该是动态变化的，根据发展潜力，可以设定5年、10年甚至20年的目标值。

再次，选取简洁的代表性指标。从目前各地所制定的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来看，很多都存在着指标体系过于繁冗、复杂的现象，不利于指标值的获取，影响指标体系的应用和测评。如有可能的话，可考虑用不超过10个至20个代表性指标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态化水平，增加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

最后，指标体系应当与规划管理相结合。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的构建目的在于指导生态城市的具体规划建设。因此，指标体系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特别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结合起来，变成能落实到管理的具体实施层面，使指标体系对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起到实际的引导和控制作用。